文/乔国强

后世谈及北宋新旧党争，多习惯于二元化叙事：新党主变法图强，旧党守祖宗成法，士大夫非此即彼、壁垒分明。苏轼身处这场旷日持久、裹挟朝野的政争漩涡之中，却始终拒绝划入任何一派的阵营，既不盲从新法的急进，亦不附和旧党全盘尽废的主张。他评判政令的标尺，不是派系标签、门户恩怨，而是民生利弊、世道安危。这种“不阿时势、不逐风潮”的独立立场，并非刻意标新立异、以清高博名，而是根植于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的信念。读懂苏轼在党争之中的抉择与困境，方能看清其文人风骨的内核：风骨不是一味激言抗上的意气之争，而是在朝堂舆论、派系倾轧的洪流里，守住是非本心，不为利害而曲学阿世。

苏轼政治立场的底色，自青年制科策论已然定型。嘉祐年间，他上《进策》二十五篇，直指北宋积贫、积弱、冗官冗兵的沉疴，本就承认宋廷制度存有弊病，认可革除积弊的必要性。这一点至关重要：苏轼并不反对变革本身，他所反对的，是操切急进、漠视民情、依靠强制推行而扰民伤民的变法路径。熙宁初年，王安石主持新法，立意在于富国强兵，初衷自有其时代合理性；但青苗、免役、市易诸法下到州县，极易被地方官吏异化，变为加码盘剥小民的工具。苏轼敏锐捕捉到制度理想与基层执行之间巨大的落差，于是接连上书神宗，直言新法流弊。《上神宗皇帝书》痛陈“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三大隐患，劝君主宽缓政令、体恤细民。

此番上书，并非针对王安石个人，更不是固守旧制、排斥革新。他认可富国强兵的目标，却坚持变革应当循序渐进、宽简安民，不可急功近利。然而朝堂格局已然迅速极化，朝野之中，支持新法者归为新党，质疑新法者便被视作旧党同路人。在这种非黑即白的舆论氛围之下，苏轼理性的异议，很快被贴上阻挠新政的标签，不容于新党主导的中枢。他不愿屈从风潮、缄默不言，又无力扭转朝堂趋向，只能自请外放，离京赴杭州、密州、徐州任地方官。外放，是被动避祸，也是主动选择：离开派系缠斗的朝堂，走向州县民间，在地方治事之中践行宽简仁政的民本理想。

乌台诗案，正是党争激化之后，新党势力借文字罗织构陷的结果。政敌摘取他诗文之中讽喻时政的词句，定性为谤讪君上，欲置之于死地。这场文字之祸，本质上是派系斗争对异见士人的打压。劫后余生，贬居黄州，苏轼虽饱经摧折，心性转向庄禅自守，但其是非准则并未动摇。他没有因遭新党重创，便走向极端仇视新法的立场，没有简单将一切新政全盘否定——这份克制，恰是其独立人格最难得之处：个人荣辱恩怨，不能取代对公事公道的判断。

元祐更化，政局翻转，高太后临朝，旧党重回中枢，新法遭到大规模裁撤。朝野风向一夜逆转，昔日因反对新法而受贬的官员，多被召回重用，朝堂之上弥漫着尽废新法的呼声。当旧党打算不分良莠、一概铲除王安石变法遗存之时，苏轼再次站出来提出异议。他直言，新法之中，免役法较之旧日差役法，本有便民之处，不可因人废法、一刀切废除；应当甄别利弊，择其善者而存之，弊者而去之。

这番言论，立刻招致旧党阵营的猛烈攻讦。在旧党看来，苏轼本是新法的受害者，理应同仇敌忾，而今却为新法部分举措发声，无异于离经叛道。于是，新党视他为旧党，旧党又疑他近新党，苏轼陷入两头不容的尴尬境地。新旧两派轮番执政，他始终无法依附任何一方获得安稳。他深知，旧党尽废新法，同样落入门户偏见的陷阱：治国之道，贵在实事求是，而非党同伐异、报复清算。士大夫议政，应当以民生实效为准，而非随政局风向翻转立场。不愿附和旧党盲目废法，是他继熙宁年间非议新法之后，又一次拒绝迎合时代风潮的抉择。

绍圣之后，新党再度起势，党争彻底滑向报复性清算。昔日元祐朝臣，接连遭到远贬，苏轼首当其冲，自定州贬惠州，再远徙儋州。晚年飘零天涯，身世愈苦，他依旧没有改易是非标准，不曾为求再起而改口依附。他的风骨，不是顺境里慷慨激昂的宣言，而是在反复的政治打压之中，依然不肯扭曲评判标准，不肯为了仕途进退而依附派系。

需要辨析一层常见误区：后世常将苏轼的独立，简单理解为“和稀泥”的折中调和，认为他游走两党之间、持中庸之说。实则不然。苏轼的立场，不是无原则的两端求和，而是以民本为终极标尺的价值独立。新党操切扰民，则纠其弊；旧党一概废法，则辨其善。他的取舍，始终围绕民生实效，而非派系利益、私人恩怨。这种“道不附势”，与乡愿式的折中全然不同：乡愿只求不得罪人、保全自身；苏轼却愿意在两党交攻之时，说出逆耳之言，承受来自双方的攻讦与排挤，付出仕途沉沦、远贬蛮荒的沉重代价。

这种人格选择，也深刻塑造了他的文学观念与艺术精神。他论诗文，反对迎合时风、雕琢趋俗，主张文理自然、言必由衷；论书画，反对拘守格法、徒求形似，提倡士人寄兴、写其本心。为政不随党争风潮俯仰，为文、为书、为画亦不愿追随流俗、刻意迎合，内在精神一脉贯通：无论政事还是艺文，皆重本心、贵真率，不以外界主流好恶改变自我准则。后世文人推崇东坡，不只爱其诗文翰墨，更推崇这种身处派系洪流而不失自我的人格范本。

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本是制度积弊、财用边防多重矛盾叠加而生，本有经世讨论的空间，最后却逐渐异化为党同伐异、倾轧报复的工具。在这样的时代语境里，大多数士人或主动择队依附以求进取，或闭口不言以求自保。苏轼却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不依附、不盲从，据理而言，以民为先。得志之时，不因身居高位而曲护同党；遭贬之时，不因身受迫害而全盘否定对方政令。

这份不阿时势的风骨，也和前面两篇所论形成完整闭环：第一篇是儒者安民之外在担当，第二篇是庄禅融摄之内在心性，第三篇是忧患淬炼之审美眼光，本篇则是困于党争洪流之中，士大夫如何守住是非边界。外有济世之愿，内有自守之心，风波之中不随风向改其是非，穷达之际不因人祸易其本心，方是东坡人格完整的面貌。

千载之下回望北宋党争，新旧之争的是非早已随时代远去，但苏轼留下的人格命题依然具有力量：当舆论极化、派系对立之时，士人能否守住独立判断，不以立场代替事实，不以恩怨遮蔽民生？东坡用一生沉浮给出了答案。所谓文人风骨，不是恃才傲物的狂狷，而是大道在前，不阿时、不附势、守本心、重生民，纵使屡遭摧折，终不易其素志。

作者简介

乔国强，河南荥阳高山人，曾研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国画方向研究生班，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书协刻字硬笔委员会主任、河南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河南分院理事、河南省鸿儒书画院副院长、郑州溱洧书画院副院长。曾出版《中国当代书画家作品丛集》《刻骨铭心·乔国强刻字集》《画余闲好•乔国强诗画集》《画语诗心•乔国强诗集》《走近吴燃•吴燃绘画艺术文集》《契合丹青》（合作）《陈天然绘画艺术研究》《绘画与中华文化》《中原古代绘画研究》等著作。曾在《花溪》《文艺生活》《美术文献》《新玉文艺》《文学天地》《中州建设》以及《大河报》《书法导报》等报刊杂志以及《搜狐网》《顶端新闻》《网易》《凤凰网》《大河网》《今日头条》等平台发表论文、散文和评论文章三百余篇。书法和绘画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所组织的比赛中多次入展或获奖。作品和著作被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河南省工程学院、吉林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集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