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分，1948年10月17日，滇军六十军的军长曾泽生，在长春宣告了起义。就在同一时刻，我们军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长春的东半城，代任六十军的驻防任务。此时此刻，国民党军在长春的防线已经彻底被撕裂，再无一战之力。 起义发生仅仅两天前，蒋介石就发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要求郑洞国带领部队突围。然而，在那半年的围困之后，六十军和新七军早已士气低落、丧失了战斗意志。突围计划如同郑洞国口中空洞的约定，在会议上只剩下众人敷衍的回应。郑洞国原本计划在10月17日凌晨发动突围，但六十军起义的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他的决绝计划。

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召集新七军的师以上军官开会，却发现会议上无人发声，只有暂六十一师的师长邓士富站了出来，只是提出了维持现状的建议，郑洞国最终只能接受了他的意见。那一整天，他仿佛陷入了时间凝固的境地，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坐针毡。最终，长春几乎是兵不血刃被攻克的。 曾泽生率领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内部也开始动摇，暗中与我们军队取得了联络。为了方便联络，新七军甚至直接架设了一条电话线直通我们阵地，许多官兵因为长期的饥饿和疲惫，不堪重负，纷纷涌向我们的阵地上寻求口粮。甚至连周恩来的亲笔信都能直接送到郑洞国面前，这充分说明当时长春的局势已经近乎失控。然而，即便如此，郑洞国仍然固执地抱着杀身成仁的决心。在那焦灼和绝望的情绪中，他度过了一个漫长而难熬的日子。

10月17日晚，郑洞国前往新七军军部拜访生病的军长李鸿。李鸿显得病恹恹的，只轻声说了几句，便装作虚弱至极的样子睡去。郑洞国心知肚明，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当晚，我到新7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起来并不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都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得知他们当时确实已经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新7军副军长史……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兵团司令部。当时我感到很难过，随时准备牺牲。史说之所以建议他留下来，是想在关键时刻，让郑洞国挺身而出，挽救局面。 虽然郑洞国并不知道新七军已经秘密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但他还是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之处，因此坚决要求返回兵团部。新七军的行为，无疑为驻长春的国民党军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六十军起义之后，在长春的国民党正规军就只剩下新七军了，他们装备相对较好，物资也较为充足，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守卫长春。10月18日，新七军的参谋长龙国均找到了郑洞国，并告知他：新7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希望司令官能够与我们一起行动。

郑洞国闻言，顿时勃然大怒：龙国钧，你和史说在我身边多年，我待你们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如此背叛我？ 屋内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郑洞国平日里对部下很好，从不发脾气，这次突然大发雷霆，实在令人意想不到。龙国钧呆呆地站在原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郑洞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但他此刻心烦意乱，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他懊恼地翻身躺在了床上。

龙国钧回去后不久，就传来消息，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投降。与此同时，长春市内各个保安团、地方部队也纷纷放弃抵抗。整个长春只剩下郑洞国兵团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还在顽强抵抗。这坚固的银行大楼，无疑是座堡垒，然而，在全城国民党军都放下武器投降的情况下，这座小小的中央银行大楼，也无法阻挡我们军队的前进步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军队在入城后，并没有对这座大楼发起进攻。原来，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以及司令部的一些高级幕僚，已经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尽管大家都已经达成了投降协议，但关键始终在于郑洞国。如何才能让他体面地接受这个现实？ 郑洞国毕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也是抗日战争中的著名将领，他的态度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令人称奇的是，对于部下的越权举动，郑洞国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或许他默认了部下的行为，起义已经成定局。 韩先楚回忆长春解放时提到，郑洞国在危急关头，曾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再抵抗一两天，这让当时的我方军队都感到有些困惑。毕竟，已经达成了放下武器的共识，再顽抗一两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我们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将投降时间推迟到了21日凌晨4时。

10月21日凌晨4时，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据说是，守卫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军对着天空一阵射击，既是告知躲在地下的郑洞国，也是告知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他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片刻之后，守卫中央大楼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投降，长春终于宣告解放。 听到楼外枪声的郑洞国，伸手去摸枕头下的枪，准备慷慨就义。然而，他摸了几次，都未能找到枪，原来他的警卫早已悄悄把枪收了起来。意识到枪没了，他开始在屋里四处寻找自尽的工具。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察觉到郑洞国的异样，立即冲上前去，将他牢牢抱住。经过一番挣扎，郑洞国最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杨友梅以及郑洞国的子侄们，察觉到这位老长官、老长辈的情绪，看到他从屋里出来后，立即簇拥到他身旁，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郑洞国被搀扶着来到大楼一层时，发现已经站满了解放军官兵。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回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一直以来，人们对郑洞国的行为争论不休，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这两个词的定义截然不同，起义是指部队在具备一定战斗力的情况下，公开表明立场，投奔革命阵营；而投诚则通常指在战无可战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投身敌对阵营。从郑洞国所处的境地来看，更应该说是投诚。 不同的文章对郑洞国的行为有不同的解读，许多人对投诚和起义的概念混淆不清，甚至将其称为起义投诚，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放在一起，也说明了自身知识的匮乏。毛主席的电文中曾提到：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似乎明确了他属于投降。 然而，长春解放后，我们发布的报道称郑洞国是负伤被俘，这无疑是一种比较体面的说法，既表明郑洞国曾经抵抗过，又避免了直接提及投降。后来，出于统战的需要，郑洞国并没有被当作战俘对待。 值得注意的是，10月23日，国民党当局发表报道，称郑洞国以最后一弹壮烈成仁，欺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甚至连郑洞国的儿子都以为父亲已经去世，直到抵达长春后才了解到真相。 还有一种值得深思的说法：（郑洞国）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这表明，在长春解放前夕，郑洞国已经无法控制全局，曾泽生六十军起义、李鸿新七军投诚都事先绕过了他。曾泽生六十军起义时，有属下建议他派飞机轰炸六十军阵地，被郑洞国以徒劳无功为由拒绝。后来新七军要放下武器投降，郑洞国也没有表示干预，甚至默许了部下的行为。等同于说，郑洞国在长春解放前，已经脱离了指挥位置，也等同于说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