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征路，红军队伍一次次相遇，关于会师次数的说法众说纷纭，但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会师，无疑是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里程碑。我曾给部队讲述这段历史，一位战友好奇地问道：这次如此关键的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为何没有出席呢？ 这个问题，如同埋藏在我心底的疑问，在接触这段历史时也曾让我困惑。直到我们重走长征之路，来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谜团才得以彻底解开。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时，在懋功（今阿坝州小金县）——达维桥头，红四方面军派出的先头部队，以李先念同志为指挥，由红30军的88师和红9军的25师，以及少量27师、89师的部队组成，与中央红军的官兵紧紧地握手拥抱。他们肩负着接应中央红军的重任，而非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 那时，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却在珉江上游的北川、茂县、松潘南等地的山区坚守阵地，距离会师的达维，仍有相当远的距离，最远的三百多公里山路，最近的也有两百公里。那样的山路，崎岖难行，泥泞湿滑，贸然强行前进，不仅困难重重，也不可能集中兵力于那个狭窄的达维。正因如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未能亲临达维。更为重要的是，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徐向前等人经批准，也未出席。两河口会议，是两个方面军汇合后举行的关键性会议，其重要性无需赘述。 会议上，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明确指出红一、四方面军将分左、中、右三路北进，红四方面军担纲中、右路军，红一方面军则为左路军，目标是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迂回攻取松潘。1935年7月6日，徐向前率领十余个团的部队，从理县出发，沿着黑水河北岸艰难前行。一路上，他们不仅要提防敌机轰炸，还要应对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攻克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的行军距离都只能勉强达到二三十公里。

在徐向前看来，当时的沿途山寨大多空无一人，受反动宣传蛊惑的乡亲们躲进了深山老林。同时，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吃的粮食、用的柴草都要支付费用或留下欠条，临行前还会将房屋打扫干净，锁好门窗。即便如此，搜罗到的粮食也几乎搜刮干净了，但仍然不够吃。 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徐向前率领十余个团的将士，仍然咬紧牙关，艰难地向红一方面军靠拢。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了一封电报，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已经进入黑水河一带，他们的任务是与红四方面军接头。 红四方面军前指的通信电台很快与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确认三军团已抵达黑水，并承诺带兵前来迎接红四方面军。 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立即回复电报，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并约彭军团长在维古河渡口会面。七月的维古河，正值汛期，河水暴涨，冰冷刺骨，奔腾的河水撞击着礁石，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原本连接两岸的铁索桥，早已被敌人炸毁。 当徐向前率领通信排，骑着马急匆匆赶到岸边时，他看到对岸的山路上，一支队伍正缓缓向这边走来。他立刻举起那架珍贵的德国蔡司望远镜（那是苏家埠大捷的战利品，现藏于军博，是军博馆内的一级文物），仔细观察着队伍的前面，那几位穿着灰布军装，头戴斗笠的人物。他认定，走在最前面戴斗笠的，正是彭德怀。对岸的人也发现了他们，纷纷摘下了头上的斗笠，向他们挥舞着致意。徐向前也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回应着对方的问候。两支队伍隔着湍急的河水遥遥相望，虽然看不清彼此的面容，但衣着打扮却能清楚地辨认出是同袍战友。 风声、河水咆哮声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清晰地喊话交流。徐向前焦急万分之际，忽然看到对面有人向这边甩来一块石头，那段河面并不宽阔，大约只有四五十米。通讯兵发现，石头后面还连着一根细绳，绳子的另一端系着一张小纸条。他急忙跑过去，将纸条呈给了徐向前。徐向前拿起纸条，只见上面用简洁的笔迹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徐向前激动不已，虽然他从未见过彭德怀，但早已听闻其大名。

徐向前当即从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工整地写下了几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他找到一个臂力特别强壮的通讯兵，将这块石头用力地甩了过去。彭德怀接过纸条，虽然也未曾见过徐向前，但他对徐向前的名号同样如雷贯耳。于是他当场摘下那顶巨大的斗笠，用力地向这边挥舞着致意。当天，通信部队受到石头传信的启发，就在河面上用同样的方法拉起了一条简易的电话线，两位高级将领终于实现了第一次远程的问候。他们约定第二天在维古河的上游亦念，一座铁索桥上会面。 第二天，徐向前带领部队翻越了两座山，抵达亦念时已是中午时分，彭德怀也几乎同时率领部队到达了对岸。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铁索桥，已经被敌人彻底摧毁。原本铁索桥有上下两条铁索，搭上板子即可通行，甚至人可以一条腿踩一条腿地通过。如今，却只剩下了断裂的铁索，寸步难行。 正当两人为难之际，徐向前派出的侦察员在河上段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渡河工具，名叫溜索。到过那一带的同志应该知道溜索是怎样的——一根绳索横跨峡谷，上面悬挂着一个用竹条编织的筐子，可以让人或货物顺着绳索滑下去。他们发现一位当地老乡正坐在竹条编织的筐子里，顺着溜索缓缓滑向河对岸。徐向前眼前一亮，这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于是，他等候老乡滑到河边，学着他的模样，自己也坐进了竹筐，用力向河这边蹬踏，竹筐便慢慢地向对岸滑去。 滑索渡河，难免会感到恐惧，但徐向前却沉着冷静。他一路上听到水声滔滔，脚下是奔腾不息的河水，但他却坚定地对自己说：老乡都能过去，我怎么不能过去？ 最终，竹筐缓缓地滑到了河岸边。刚到达对岸，徐向前便挥舞着手臂，大声喊道：彭军团长，你好啊！彭德怀大步迎上来，扶着徐向前从竹筐里站了起来，两人紧紧握在了一起。彭德怀笑着说：徐总指挥，我还不知道你竟然有这种独特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道：这可是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在场的红军指战员，顿时笑声不断，淹没在了河水咆哮声之中。这就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的一段难忘佳话。

尽管谈话时间很短，但意义非凡——他们就当下严峻的敌情和沿途的民情社情进行了交流，并商讨了尽快架设桥梁会师的具体事宜。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他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一个人行事果断，性格爽快。两天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通力合作，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终于在维古河边架起了坚固的悬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从悬桥上连续不断地跨过河。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实现了大部会的师，历史的画卷，也因此更加辉煌。徐向前率部到达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抵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被授予一枚珍贵的五星金质奖章。徐向前谦虚地表示：这并非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彭德怀与徐向前两位元帅在维古河边用石头传递书信，再到用竹筐溜索会面的传奇故事，也标志着两位战友情谊的开始。在长征胜利20周年之际，1956年，徐向前元帅专门撰写了《维古河畔》回忆文章，发表后，彭德怀读后感慨万千，说道：徐老总坐在竹筐子里来相见，确实令人难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