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元年（1621年），游击将军毛文龙仅仅率领一支200人左右的奇兵，在内应陈良策的帮助下，趁机攻克了守备空虚的镇江，俘获后金将领佟养正父子，史称“镇江大捷”。

消息传到北京，可谓是举朝震动。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以来，后金军队是夺抚顺、下清河，激战萨尔浒，接连攻克开元、铁岭，之后更是夺取了明朝在辽东的统治中心辽阳和沈阳，可以说大小战事未尝一败。而明朝这面不仅是损兵折将，更是丧失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明朝在关外的统治也已经是岌岌可危。

而正是这样一次令人惊喜的“镇江大捷”，成为了明军在辽东战场对于后金军队的首胜，打破了后金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提振了辽东军队的士气，也让毛文龙成为了朝廷官员口中的“英雄”。当时明朝的首辅叶向高就称赞毛文龙：

“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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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镇江大捷”只是一场战斗的胜利，但却是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败”，因为它伴随而来的是熊廷弼与王化贞的“经抚不和”达到了顶点，辽东政局就此陷入混乱。而在此之后辽东战场遭遇的一系列剧变更是证明了这场意外的“镇江大捷”，最终成为了让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镇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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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镇江大捷”，发起的原因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夺权大战”。

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大举进攻，先克沈阳，后占辽阳，在占领明朝在辽东政治统治中心的同时，彻底将明朝的势力驱逐出了辽河以东。

由于前任辽东经略袁应泰在辽阳城破时自缢殉国，新任辽东经略薛国用此时又是告病在家，这就使得被提拔到辽东巡抚位置上的王化贞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王化贞，,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甲第四名进士出身，而与王化贞同榜的状元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崇祯朝时期的首辅周延儒。然而尽管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科举名次，王化贞却并没有进入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下，这就意味着王化贞基本失去了升任六部堂官进而升入内阁的资格，对他来说最好的归宿只能是在地方任上有所作为。

刚刚接手辽东巡抚职务的王化贞可以用尽职尽责来形容。一方面，他进驻广宁，收容难民，安抚百姓，恢复生产，迅速稳定了辽沈之战后混乱的辽东局势；另一方面，他西抚蒙古部落，东御后金军队，暂时性的维持了战局的平衡。

也正是因为王化贞突出的表现，当时朝中不少大臣向天启皇帝进谏直接让王化贞担任辽东经略，全面主持辽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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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阁臣刘一燝却不这样认为，作为坚定的“挺熊派”，他再一次力谏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

“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在刘一燝鼎力支持下，当初弹劾熊廷弼的言官此时也纷纷站出来支持熊廷弼。最终，天启皇帝听从了刘一燝等人的建议，重新启用了熊廷弼经略辽东。

而熊廷弼在面见天启皇帝的时候，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方布置策”：

“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

按照熊廷弼的规划，辽东战场的明军应继续“主守”，并且做到三方协同：其一，重兵镇守广宁，与后金对峙；其二，在登、莱设巡抚，并从海上袭扰后金进行前置，使其收尾不能相顾；其三，经略坐镇山海关统筹全局。三方力量相互配合，并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出击合围，必能取得胜利。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可以说是“对症下药”，这是基于当时辽东战局形势以及明朝和后金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正确判断，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贯彻和实施，原因就在于王化贞的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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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熊廷弼还没有到任辽东，两人之前的争斗就已经开始了。

王化贞主张将明军分布在辽河西岸，沿河设防，抵御后金。然而熊廷弼却认为辽河不比长江、黄河，根本够不上“天险”，应该坚决贯彻“三方布置策”，固守广宁。

“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

朝廷最终采用的是熊廷弼的方略，然而这却极大的刺激了王化贞，毕竟此时的熊廷弼还未正式上任就开始对自己指手画脚，心中本就非常愤恨，更重要的是王化贞的战略方案被驳回使其在朝中的颜面尽失。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此产生。

之后，熊廷弼和王化贞又因为明朝“四方援军”的名字问题，展开了争论。王化贞将其命名为“平辽”军队，而熊廷弼则认为：

“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

这样的隔空“嘴仗”，从熊廷弼被尚未到达辽东开始，就在持续进行，并且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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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当时的职务是辽东巡抚，兼右佥都御史，是朝廷正四品的官员；而熊廷弼，是辽东经略，挂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官居正二品，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同时也是王化贞的上司。然而王化贞却敢与熊廷弼针锋相对，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朝中有人支持，而他的支持者便是王化贞当年的科举的主考官、朝中首辅叶向高，以及与熊廷弼素来关系不和的兵部尚书张鹤鸣。

正是在这二人的支持下，王化贞才敢肆无忌惮的挑战熊廷弼的权威，与此同时，王化贞也迫切的需要一场战斗的胜利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辽东的地位，进而限制熊廷弼对于辽东军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于是王化贞趁着熊廷弼尚未到任山海关，在并未告知其的情况下，派毛文龙冒险出兵，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毛文龙真的会“阴错阳差”的取得“镇江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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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之战，一场战斗的“大捷”，却是辽东战局的“大劫”。

努尔哈赤占领辽河以东，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辽东地区汉族百姓不堪其辱因而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后金的统治。而在镇压汉族百姓的起义过程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并不是当时的满洲人，而是以李永芳、佟养正等汉人将领，因而他们也招致了辽东地区汉族百姓甚至是汉族官员们的强烈不满。于是王化贞打着配合、接应起义军的名义，派遣毛文龙出兵，寻求战果。

明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率领一支由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人组成的奇兵，沿海岸线低调前行，一路上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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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毛文龙接到了两个天大的好消息：其一，镇江目前守备空虚，城中大部分兵力已经外出去镇压起义，屠戮不愿归降的汉族百姓，城中仅有守将佟养正及1000多兵马守卫；其二，此时的镇江中军陈良策愿意作为内应，引毛文龙入城。于是毛文龙当机立断，决定偷袭镇江。

毛文龙的行动非常顺利，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后金军队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守将佟养正被当场生擒，毛文龙顺利占领了镇江。而这也给当时在后金腹地的汉族百姓及起义军以极大鼓舞，包括宽奠、汤站、险山在内的镇江周围数个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

“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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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佟养正这个人可是真的不一般，毛文龙这一举险些改变了清朝此后近百年的历史。

佟养正父子被俘后，押送回京被处以极刑，然而佟养正最重要的一个儿子佟图赖成为了“漏网之鱼”。佟图赖是汉军八旗的主要领导，为清军入关、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的子女们则是更加的不简单，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生下了康熙皇帝；两个儿子佟国纲和佟国维，以及他们的孩子鄂伦岱、法海、隆科多等，均是康雍两朝的重臣；而佟国维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了康熙皇帝，其中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是雍正的养母，悫惠皇贵妃佟佳氏抚养过乾隆皇帝。可以说如果佟图赖也在此战中死去，那么清朝之后的历史也就将彻底改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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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大捷”消息传到北京，随之而来的就是如开头中所描述的满朝欢腾，与此同时，朝廷还命天津以及登、莱等地发水师二万以接应文龙，并命令王化贞和熊廷弼对后金展开“反攻”。

然而熊廷弼没有轻举妄动，从天津以及登、莱出发的水师更是选择了观望，这些有着多年战斗经验的将领非常清楚，毛文龙的动作太大了，而他的实力又太弱了，努尔哈赤的报复性行动必然会马上展开。果然，毛文龙在镇江立足未稳，阿敏和皇太极就率领着三万八旗军拍马赶到，毛文龙根本无力招架，只得退过鸭绿江，逃到朝鲜境内。

毛文龙拍拍屁股走了，而他也仅仅是带走了约为两三万人的难民和百姓，更多的辽东汉民却俨然进入了人间地狱，包括镇江在内的所有归顺毛文龙的城镇、堡垒，无一例外的被后金军队屠城，仅镇江一地被屠戮的百姓就有三万人之多。之后，努尔哈赤更是下令，将所有沿海地区的汉族百姓全部迁到内陆地区，一时间，辽东沿海地区的百姓是哭声震天、哀嚎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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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熊廷弼对于所谓的“镇江大捷”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喜悦，不仅仅是处于对辽东百姓的同情，更多的还是对于自己“三方布置策”被彻底破坏的一种恼怒与无奈。

“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

在熊廷弼看来，王化贞和毛文龙的擅自行动，尽管取得了战术上胜利，但却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败。

首先，熊廷弼的一直主张对于朝鲜进行拉拢，使其与明军共同对抗后金，而此时后金在镇江的报复性的屠戮行为，极大的刺激了朝鲜，并且此时的战火已经延伸到了鸭绿江边，给予了朝鲜以极大的震撼力与军事威慑力，也使得朝鲜在出兵协助明朝进攻后金上产生了严重的消极情绪。

其次，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将镇江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其一位将在协同行动中给予后金以牵制作用，然而此时的镇江及辽东沿海地区在经历此劫难后，不仅是人迹罕至，设施全无，更是让后金增加了防御力量，增加了奇袭与牵制的难度。

再次，毛文龙先胜后败，严重打击了辽东地区汉族百姓以及汉族起义军的斗志，刚刚燃起的斗争火种也就此被扑灭了下去。

然而，“镇江大捷”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远没有结束，而他所产生的最大的负面作用便是彻底激化了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的矛盾，进而使得“经抚不和”开始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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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抚不和”，致使广宁惨败，关外尽失。

原本不懂军事的王化贞，却因为毛文龙的一场“镇江大捷”而名声鹊起，与此同时，朝中的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是开始有恃无恐的支持王化贞，掣肘熊廷弼。在他们看来，辽东并不是只有熊廷弼一人懂军事，王化贞指挥打仗也是一把好手，要不怎么会有“镇江大捷”呢。

在此情形下，熊廷弼则彻底成为了“光杆司令”，朝廷在辽东的十四万大军，全部在王化贞手下，熊廷弼除了从关内带来的五千兵马，在辽东地区的一兵一卒都无法调动，空有经略头衔。

不仅如此，熊廷弼既要面对的是王化贞对他的针锋相对，又要面对张鹤鸣的排挤和掣肘，总而言之就是王化贞的奏请全部批准，熊廷弼的请求和建议全部驳回。无奈之下的熊廷弼只能哀叹：

“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

“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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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臣今无望矣”，道出的是熊廷弼内心无尽的心酸，而此时的王化贞却是春风得意的提出了自己的“一举荡平”之策：

“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

此时的朝堂之上，众位朝臣依旧停留在“镇江大捷”的喜悦之中，毕竟佟养正刚刚被凌迟处死，对于王化贞的这份慷慨激昂再一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于是关于罢免熊廷弼、启用王化贞经略辽东言论开始成为朝堂争论的主旋律。然而，努尔哈赤却没有给明朝朝廷缓冲的时间，广宁之战就此打响，王化贞吹起的一个个泡沫，也被努尔哈赤无情的全部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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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花费上百万钱拉拢的所谓“四十万蒙古援军”，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战场。而他派心腹爱将孙德功去劝降李永芳，不料却被李永芳反劝降，进而投降了后金，并在阵前反叛，直接控制了广宁，声称要活捉王化贞献给努尔哈赤，王化贞仓皇逃出广宁。

然而在他逃跑的路上，遇到了熊廷弼，见到此时的王化贞已经是神气全无，惶惶如丧家之犬，熊廷弼心中积蓄已久的怨气全部发泄了出来：

“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

于是，已经被愤怒彻底冲昏头脑的熊廷弼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放弃关内所有的堡垒和据点，军民全部迁入关内。此举让明朝经营多年的辽东地区可以用毁于一旦来形容，而被迫南迁的军民也在沿途不断遭受后金和蒙古军队的劫掠，遭受了灭顶之灾。

至此，辽东的形势彻底陷入危机，尽管这一切的原因要归咎于熊廷弼与王化贞的“经抚不和”，然而，毛文龙的 “东江大捷”却在这份不和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激化了两人的矛盾，产生了恶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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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大捷”，是明朝辽东战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他是明军在与清军对抗中的首胜，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毛文龙在此战中声名鹊起，官至副总兵，明朝也就此开设东江镇，成为了插在后金军队后背上的一把尖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的效果。

然而，“镇江大捷”注定是一场在特殊形势下所取得的特殊“胜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样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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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朝堂上的东林党势力不断做大，王化贞成为了东林党接手辽东的先锋官，尽管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他只是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之人，但是却得到了朝中东林党人的一致支持。况且，选择身为楚党的熊廷弼经略辽东本就是权宜之计，加上此时的东林党与楚党决裂，刘一燝等人被排挤，熊廷弼更加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伴随着“镇江大捷”的取得，无疑又给王化贞在辽东地位的稳固，增加了一颗极为重要的砝码，更是为王化贞乃至整个东林党集团营造了一幅自我感觉良好的假象。这份假象掩盖的是辽东百姓遭遇的报复与不幸，掩盖的是王化贞盲目的自信与自身军事能力的不足，更掩盖的是辽东整体战略态势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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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抚不和”愈演愈烈，辽东的战局最终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困境，大明王朝以及辽东百姓则是成为了最终的受害者。

而这场看似辉煌，并且在当时不断被吹捧的“镇江大捷”，就此成为了让大明王朝深受其累的“镇江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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