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场被严重低估的起义，它就是方腊起义。

与梁山那些几千人的小规模并不相同，方腊起义竟然达到了数十万之众，誓要同心协力驱除外族，恢复汉族正统。

然而方腊起义的目的是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又给当时的王朝带来了何种影响

宋朝官僚系统内部信息传递方式

宋代的社会精英们已经意识到行政系统内部信息及时沟通的重要性了。

元祐六年八月，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在回答哲宗皇帝“治道何先”的提问时，说道：“在天下之情交通而无壅蔽之患，则治道自行。上下之情所以通，由举任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达于下，民有疾苦告而达其上。不以一身自便为心。不仁者不然，坐视之人疾苦而不告于上，君有惠泽万物之心，而不推而广之于下，人主虽欲成治道，不可得也。”

并且，“法度虽严，纲纪虽具，中间若有情不及，亦天益也。”所以宋廷在建国之初就特别重视对于下层信息的准确而及时的掌握。

在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宋朝的官僚体制已经是相当的发达了。

加上开国之君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信息的“壅蔽”，所以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监察系统，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制度来保证信息的畅通。

在政治生活中信息传递方式比较常见的是群臣奏事，官员的进奏，这些是朝廷掌握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邓小南教授指出：“既包括在朝百官直接面见皇帝奏事或向政事堂奏事，也包括内外官员经通进银台司或衙门递呈章书奏事。”

它反映的信息内容多样而且全面，并且形式也多样，并且更新也很及时。这就保证了信息能迅速准确地传到御前，与之类似的是诏求直言这一制度。

还有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包括台谏进言地方政绩报告诸司诸部各级磨勘勾检系统核验特派专使访察等制度，

他们的表现形式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除了特派专使进行访察之外，其余的都是较为常规的考察方式。

当然，在官僚系统内部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因素是由具有个人利益的官僚们组建起来的层层关系网络，这是一个无形的权力系统，它有横向的联系，也有纵向的联系，这个系统内部的结构是复杂的微妙的。

但是它传递信息的速度往往要比官方正式的渠道要得快，来得准确，

因为这里在处理问题需要考虑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每个官僚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总是试图收集到最大的信息量，并且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并且迅速地采取行动。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信息的传递是最及时的。

同时，由于这个系统同显性的官僚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个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能带动官僚系统的信息传递。

宋代社会尤其是北宋末期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危机，在面对这些危机时，常态化的模式显然就难以应付社会上的一系列变化，面对危机，它必然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应对机制。

方腊起义是这些众多危机中较为典型的一个。

方腊起义的情况

宋朝从中期开始就一直动荡不安，外族入侵各地的农民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宋朝徽宗时，奸臣当道，在南方兴起了“花石纲”，致使民不聊生。

在这种大背景下，方腊于宣和二年十月在青溪县发动了起义。

起义遍及浙江的许多州县，包括婺州衢州等许多州县，波及到苏皖赣等地的边界，致使江浙一带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

宋廷对这里逐渐失去了控制力，于是，派出了童贯等人率精兵去镇压。起义军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和一些战略上的失误于宣和三年四月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宋廷采取了一系列常规的以及非常规的措施来应对方腊起义造成的巨大危机，对于这些措施的讨论与研究能极大地拓展和深化我们对于宋代官僚系统内部信息传递的认识。

宋朝里正在危机中信息传递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在方腊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并不是没有察觉的。起义的事情很快被里正方有常发觉并且向政府报告了。方腊立即“杀里正方有常”。

虽然这次里正的告发因为后来的“王黼方铺张太平”的行为没有发生相应的作用，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宋朝的官僚系统中，低层的地主官僚也被组织起来了。

而这一点正是在以前的大家的视线里被忽视了的内容。里正从战国时代秦国就开始，作为居民区一里之长，在后来的统治中，县之下都有里这一行政单位，里的长官是里正。

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当里正户长和耆长。“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着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

并且，“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

在史籍的记载中，里正主要是用来课督赋税压榨农民的。但是在古代官僚体制下，所有的官吏，包括那些小小的吏为了自己的升迁，自动地行使监督的职权，开始了最基层的由下到上的信息传递。

并且，农民起义首先危及到的便是他们的利益，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来自上层的帮助来镇压农民起义，所以他们掌握的信息往往是最真实的，也是最及时的。

中下层官吏在危急中信息传递的作用

中下层官吏如州县长官相对于那些小吏来说从本质上又属于另一个阶层了，

那些里正们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地主阶级。

而他们已经是古代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了，因此他们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本地区危机的发生。本地区的危机也是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因为那是他们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

元祐四年沿用“四善”之条，而将熙宁三条内容稍加改变，称“三最”，用作州县两级长官的考核标准，具体如下：以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四善。以狱讼无冤催科不扰税赋无陷失宣敕条贯案帐簿书齐整差役均平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民赖其用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贫困不致流移，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为抚养之最。

在这里我们看到，考核标准的最重要对其基层官吏的要求是：一，发展生产二，维持稳定。并且维持稳定所占的内容要比发展生产高出许多。

所以，那些基层官吏非常注重自己境内的安全，就算是不安全，也要冒险不上报。同样，在方腊起义的开始阶段，与里正的表现不同的是，在“初，腊之乱，王黼方铺张太平，恶闻有外寇至，且峻责浙西提刑张苑勿张皇生事，贼遂不可制”。当地的地方官选择了要把事情压住。

地方上的中低层官僚对于自己的选择进行了博弈，如果上级知道了情况，那么他们连自己的官位都保不住了，官位没了，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隐瞒不报可能保全自己的官位，

并且方腊起义闹到朝廷的概率是很低的，中低层官员最终选择将信息截住，是经过理性博弈的结果，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对于王黼方很不幸的是，这次起义成了北宋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造成“上大怒”。但是他所进行的理性的博弈选择还是正确的。

面对危机官僚系统内部高层的反映当方腊起义越闹越大时，宋廷就必须开始采取紧急措施了。

方腊起义这时已经成为了宋廷关注的焦点，这时，

浙江一带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信息渠道被调用起来，方腊起义的最新消息也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东京。

当方腊的部队打到杭州后，宋朝中央迅速采取措施。

面对东南地区的乱局，徽宗采取了不得已的手段，给了童贯最大的权力。这时，中央政府对于东南信息的完全而绝对的掌握不重要了，它将所有的赌注押在了童贯的身上，只要童贯能将方腊讨平，那就算是宋廷的胜利了。

我们看得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宋朝政府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来处理危机。

这时信息传递的重点已经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了，而是南方的童贯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时间，减小了成本，提高了成功度过危机的概率，

这也是宋徽宗在经过博弈后的最好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危机状态中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传递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古代显层面的官僚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隐形的关系网。

这个网之间的任何两点的连接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在江浙一带的方腊起义闹大之后，各种非正式渠道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一般是以书信为媒介。

除了这种非官方的渠道之外，民间的信息传递在促进地域之间官僚系统内部信息传递所起的辅助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政府与民间的信息沟通往往受到限制，但是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民间的舆论对于他的统治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地去探访民间的舆论动向。并且，在民间，由各种商人流民等组成的信息承载也能促进信息的快速传递。因此，通过民间这已非常大的一个面，政府内部信息的传递也会得到较大的提高。

结尾

我们看到，在面对危机的时刻，一些固有的信息传递的模式会发生一些扭曲。

因为在危机时刻，每个利益集团都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量进行博弈，最终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因此也就有了地方上的里正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而中低层官员却隐瞒不报的事实，也就解释了最高统治者不得已而采取的那些应急措施。

我们看到，危机时刻，一些信息会更为刻意地被隐瞒，而信息的传递的模式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要马上转变思维方式，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来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