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三贤”之一的朱柏庐（1627-1698），本名用纯，明末诸生，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嫡孙。正因为朱柏庐继承了朱熹提倡的正气家风，才撰写出受世人追捧的《治家格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被后人改名为《朱子家训》，前者是作者自命，后者是读者联想，致使《治家格言》的作者张冠李戴，直到作品诞生100多年后才拨乱反正。误传原因说来话长。

撰文自勉

朱柏庐生活在明末清初。1645年，昆山不敌清兵而城陷，其父朱集璜誓与清廷决裂而投河自尽。此时的朱柏庐只有十八岁，决心继承父志，从今不参加科考。他博学勤笔，著述丰硕，留下了百余册典籍，但名扬天下的却是一篇只有五百余字的《治家格言》。

其实朱柏庐自己并不看重《治家格言》，所以在他生前的自选集中没有将《治家格言》编入，在他有关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写作《治家格言》的缘由。原因是：其父死后，朱母抚养三个儿子，朱柏庐作为长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为了培养家人的正气家风，在他人到中年的时候，就用诗文句式撰写了告诫后代堂堂正正做人的短文。文句来源有的是根据先贤经典重新编写的，有的是根据生活经验精辟总结的。文中既有摘编，也有独创，为了不被别人评头品足，所以朱柏庐谦虚地为短文取名为《治家格言》，并书写成条幅贴于厅堂，让家人朝读暮思，鞭策生活行为。他当时撰写《治家格言》只是用于家人自勉，并无扩散之意。

后来，其家住常州的叔父朱大满到昆山走亲，看到朱柏庐家中墙上的《治家格言》颇有触动，认为这是一篇教人治家的好文章，很想带回常州。朱柏庐认为反正都在朱家范围内传播，就挥笔抄写一遍赠予叔叔。当时，朱柏庐只当是家人之间的交流，所以没有署名。

当朱大满将《治家格言》带回家中后，就立即制成匾挂在家中，并题写了一副对联：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这副对联无意中将朱柏庐的学问与曾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传经的朱熹联系了起来。当然，朱大满出于好心，对朱家门第中继往开来的精英给予了褒扬，却引发了节外生枝的联想。对联的内容没有错，却引发了猜解作者的麻烦。

流传误改

不久，朱大满逝世，朱柏庐也离开故土到吴县东山去当塾师。挂在昆山家中的原作不翼而飞，挂在常州的原作被家人传承，各地的抄件数不胜数。《治家格言》成为一篇佚名佳作在民间广泛流传，被公认为是训导家庭美德的上佳美文。

在相互抄录的过程中，都为漏写作者的姓名而遗憾。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鹿洞”为朱熹在庐山讲学的地方，大作肯定为朱熹所作，后人柏庐先生只是继承而已。朱熹曾写过“家训”文章，《治家格言》与朱熹“家训”相比，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而且叙述更详尽、文字更生动，更有可仿效性和可操作性。为了使《治家格言》更有吸引力，有人干脆将《治家格言》改名为《朱子家训》。

在随后的100多年中，大家便认为《朱子家训》就是朱熹所作，甚至还称其为《紫阳朱子家训》（紫阳是朱熹的别号），那么作者已铁定朱熹了。至此，已把《治家格言》的真实作者彻底湮没。由于《朱子家训》的影响与日俱增，朱熹大名当然更加耀眼，而朱柏庐只能黯然失色。

县令正名

对于《治家格言》的篇名误传为《朱子家训》，作者朱柏庐误传为朱熹的事件，不了解真相的人可能会不以为意，然而知根知底的昆山人却愤愤不平。只是错话已讲久，假象已当真，要想拨乱反正谈何容易，只能听之任之，无可奈何。但有一个人敢于据理力争而抱打不平，他就是同治年间的新阳县令廖纶。

当时昆山县和新阳县为同城分治的两个县。四川籍的廖纶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赴昆履职。他在登科考学之前就对昆山的朱柏庐无限崇拜，不但热衷于他的理学著作，而且还敬重他的民族气节。他一到昆山，就听到许多文人对误传《治家格言》的篇名和作者抱怨多多，他决心竭尽全力为朱柏庐正名。经过深入调查，廖纶确认《治家格言》的作者非朱柏庐莫属。有人劝他将错就错，就把《治家格言》当成《朱子家训》算了，因为朱柏庐姓朱，又是当地有名的塾师，能戴得上“朱子”头衔，再说《治家格言》有“家训”的内涵，而且有些出版物也用《朱子家训》来特指《治家格言》，但廖纶坚决反对。

廖纶一方面在玉山书院（今培本小学内）重建纪念朱柏庐的祠堂；另一方面特意用正楷抄录了《治家格言》，不但悬挂在衙门厅堂，还刻碑镶嵌于祠堂墙壁，并撰写题跋，大意是“此文不为朱熹所作”，而是“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从此，朱柏庐的著作权得以正名。

清末民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在社会上名正言顺地发扬光大起来，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一起，作为皇室、大户子女的必修课文，后来还作为新式学堂的启蒙读物在孩童中推广。在当前的“好家风”建设中，《治家格言》仍然是一篇生动的好教材。(杨瑞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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