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先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曾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

殷墟发掘，

使殷商文明由传说成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直到今天，这依然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之一。

1954年，李济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的学术讲演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中国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

什么意思呢？

李先生解释说，

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

传统史学历来以长城为中国文化北方的界限；但李先生认为，在汉朝以前，我们中国人祖先活动的范围，是否以长城为界限，是很有问题的。

那么，研究中国的上古史，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呢？

李济先生给出的范围，囊括了大半个地球。他说：

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看，

乌拉尔山以东（乌拉尔山是俄罗斯境内大致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脉，系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

喜马拉雅山以东和印度洋以东——

平均地说，

大致在东经90度以东的亚洲大陆，包括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还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的区域之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说，

最早的中心点在中国。”

李济先生指出，殷商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尤其是甲骨文，在同一时代上，是上述区域里的任何地方所不能比的。

也就是说，殷商文明的辉煌尽管发生在黄河流域，但它的背景却是一个广大的区域。

如果我们要寻求殷商文化的来源，则其范围不是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可以满足的；而必须向四面辐射，包括了上述大半个地球。

“

这区域里一切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都是中国上古史的参考资料。”李先生说。

同时，他也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国文化，“以此为中心，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也是同等的重要。”

在这篇讲演中，李济先生还用很大的篇幅，批驳了

“华夏文明外来说”。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文化，不是来自西方，就是来自北方，没有任何成分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发展的。

而他们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

把中国的年代拉晚，把其他地区的年代提早，“于是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了”。

李先生举例说，像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董作宾先生定为公元前1111年，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事实上他们双方所根据的资料是一样的，都缺乏决定性的性质。

又如周口店的北京人，中国人和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将其年代放在更新统中较早的时代，西洋人则将其放在更新统中较晚的时代，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的迁移时，他们可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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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类似的一系列“安排”，在不少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中国早期文化变得相当贫乏，很多东西都是外来的，从家禽家畜到粮食作物，从青铜兵器到战车、版筑，等等。

李济先生并不反对，中国文化接受、吸纳了外国文化；而且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能接受才能发展。

但如果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完全没有创造性，那绝对是胡说八道。

李先生举出了三样中国独立发展的东西，那是“任何有偏见的科学家也不能不承认是中国所有的东西”：

一是骨卜，二是蚕丝，三是殷代的装饰艺术。

其中，

骨卜代表当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蚕丝代表物质生活的一部分，而装饰艺术代表他们的艺术生活。

“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性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

可见，考古发掘及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不仅对追溯中国文化的起源意义重大，而且对讲清楚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也非常紧要。

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材料和研究，没有历史话语权，中国文化就有可能被一笔抹杀，甚至中国人也会被认为是没有创造力的民族。

对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不仅是一个过去式的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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