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的生存智慧（二百零九）：呆气与灵气。

北洋时期的掌舵人，或多或少都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管住文人的嘴巴。对比大清庙堂之上的“多磕头，少说话”，北洋时代的文人们似乎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将苍生大义挂在嘴边的武夫，总得想办法给自己立下牌坊，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莫过于在这些文化人面前放低姿态。但是之所以能与名士搭上边，可不都是凭借一条舌头说出来所谓的名堂，名士们的脾气是实打实的灵气与呆气并存。先拿章太炎来说，一个东三省筹边使的空头支票，老爷子硬是凭借自己一腔热血，要不是把持财府的梁士诒拒绝盖章放权，差点实现了在东三省兴置实业的寄望，这既是一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呆气，也表现出名士们与宦海规则的格格不入。

但是北洋时期的另一位名士杨度，一开始则在袁世凯的帐下顺风顺水，可以说不是一种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在复辟的逆流中助纣为虐。但是也不失为是在为自己生平所求的理想献祭，虽千万人吾往矣。杨度一直以“从龙之士”自居，这种名士成则达济天下，败则遗臭万年。洪宪帝制的闹剧，袁世凯是始作俑者，杨度则是最卖力的鼓吹者之一，一时间成为“红人”，连掌管北洋“钱袋子”的梁士诒都不得不采取手段与其争宠。在袁世凯倒台后，也可以说杨度不是死脑筋，虽说已经不再对庙堂恋栈，但是仍然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左右着时代大潮，在孙文与陈炯明的斗法中，杨度再次找到有恩于自己的曹锟充当说客。

其后，坐镇前线的吴佩孚自然要看老上司的情面，所以北洋军保持中立，否则北洋军与陈炯明联合，南方军被赶下海也就没有了后来人。在晚年委身于江湖大亨杜月笙的“清客”，这也是杨度的一份灵气。他把最后的智慧，用在了扶危济困与纵横捭阖上，随着北洋的垮台，他失去了接触中枢的机会，也失去了成为他心目的那种灵气“名士”的机会，幻灭之后的迷茫，就像他的墓碑一样只有姓名，没有任何的称谓与头衔，尽管孤零零的“杨度之墓”四个字，是由书法大家赵朴初所题。

最终，一辈子灵气的杨度，至死也没有成为他心目的那种“国士”，反倒是略显呆气的章太炎，这个晚年在上海靠卖画为生的老名士，看起来更讨人喜欢。章太炎平时几乎不出门，原因是比路痴更上一层楼，老爷子一次出门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往何处，他竟然想不起自己家在哪里。显然，名士们也是平常人，时间精力也有限，当把时间都专注在自己某方面的术业上时，这些日常的生活琐事，自然投入的心思也微乎其微，也就未免显得呆气，这是一种对待学识的专注，虽然没有了那份略显世俗灵气，在日常小事上显得很笨拙，像不知家在哪里这样的轶事，也是一种平常心，但忘怀心归何处的灵气，却是一种过于汲汲以求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