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隐龙

三国时期，关于曹魏皇室和合称有两个，一个是文学领域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均是汉魏诗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及曹植的《白马篇》亦均为千古名篇；另一个是政治领域的“曹氏三祖”，包含了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人，也即是曹魏帝国的三代奠基人。

《三国演义》里，曹植可是个配角

曹操并未称帝，但却“曹氏三祖”中句号最响的帝王，直到一千七年余年后还依然有诗人吟诵出“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豪迈诗词。“武皇帝”这一谥号并不算“冤枉”，曹魏代汉的节奏的确是从曹操开始的，尽管这位堪称三国第一枭雄的伟大人物，至死都没有迈出那关键性的一步……

没有曹操，汉献帝的日子恐怕更凄凉

曹操是否有僭位称帝之心，一直为历朝学者争论不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曹操最终未代汉自立，另一方面曹操也的确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其并无称帝之心。在其代表作《短歌行》中，曹操以周公自比，而周公正是集大功大德于一身而又最后还政于天子的圣贤；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著《述志令》明确表态其心无非“为国家讨贼立功”，别无它意；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又以一句“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一笑置之。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那么，这“层层代码”的表态是不是能说明曹操的确如其所说的那样并无问鼎的野心，只是因为“江湖未静”而“不可让位”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了解东汉末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西汉、东汉两朝共四百余年，是三代之后国祚最为绵长的朝代。然而到了建安年间，国家已经沦落到“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乱世。黄巾之乱后各路势力乘乱而起，十三州“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以至于很快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曹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崛起的。

东汉疆域图

与乱世相对，当时政治环境则跨入了一个矛盾的怪圈——从汉室宗亲到士家大族再到寇贼盗匪，怀天子梦者可谓比比皆是；如刘焉、刘表等势力较为强大的诸侯更已出现了“造作乘舆车具千乘”、“郊祭天地，拟仪社稷”的僭越之举，然而一旦真有人越过这条“政治红线”，却会立刻成为天下人的共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袁术。

袁术若不称帝，反而更容易称帝

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得到传国玉玺后称“仲氏皇帝”，诸侯立刻群起而攻之，袁术由此败亡。袁术出身于“四世五公”的豪族，门生故吏遍天下；又雄踞淮南、江东一带，堪称当时诸侯中出身最高、实力最强，然而僭位之后竟在朝夕之间众叛亲离、部曲星散，这充分表明了称帝一事是何等危险，代汉阻力又是何等之强。

紫色线内为袁术僣号时势力，远强于曹操、袁绍

为什么汉朝在其摇摇欲坠之时依然保持着如此强大的向心力呢？因为汉朝可谓是三代以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而又长久稳定的朝代。四百年足足能孕育出十五、六代人，在这漫长的代际更迭过程中，汉朝能够将儒家思想系统地根植于民心，使得伦理纲常、社会规范均打上了深深的“拥汉”烙印。刘焉、刘表因此而被人所指责，袁术更是因此败亡，所以曹操之言也并不能证明其并没有称帝野心，只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曹操无力取汉代之而已。

董卓如果不废立天子，或许也不会败亡如此迅速

之所以能如此笃定，是因为曹操虽然没有称帝，却一直在为称帝做准备：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次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受九锡；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魏王，“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由此除了名义上不是天子之外，实质已与天子没有任何区别。

曹操没称帝，但他也没统一啊

或有人认为曹操自当汉相之后早已到达“功高不赏”的地位，魏公与魏王这些封号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有区别：曹操这些特权的累积正是在为其本人或是子嗣称帝做准备，尤其是建魏国、受九锡两件事，已经是赤裸裸的代汉之举。建魏国可不仅仅是取得封地那么简单：曹操在立国之后便开始“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也就是设置文武百官，大量汉朝官员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魏国官员，曹魏帝国的朝廷构架已经基本完善。

名将夏侯惇便“耻为汉官”

而受九锡的意义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九锡的人是王莽，在此之后不久便代西汉而自立。自王莽始，受九锡为皇帝禅位的“前置程序”便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也就是说，曹操受九锡并不是接受天子的封赏，而是借此举向朝野发出禅代的信号：曹氏将代汉自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