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奇古古
笔者注意到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有一类牛首叉形銎管状器具,在故宫博物院网站中的描述为“牛首形杆饰”,除此以外,对此类器物的研究甚少。笔者搜集了可检索到的类似器物资料做比较分析,对这类器物的年代、功能做一定推测。
一、类似器物的来源出处
1. 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 牛首形杆饰(馆藏号 新00068942)
大英博物馆(馆藏号1973,0726.16,14.5cm),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Gabriel Seligman 1873–1940)赠予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号 1985.214.38,12.9 cm),Ernest Erickson赠予。
美国明尼苏达艺术博物馆(馆藏号50.46.100,16.2cm) ,Alfred Pillsbury赠予
当时展览的书籍封面图片(来自孔网)
Santa Barbara艺术博物馆的临时展览《The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Presents an Exhibition of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China Collected in China by Jan Kleijkamp During 1940-1941.》由知名古董商Jan Kleijkamp策展。
2. 考古出土
河北藁城合西遗址M112出土,编号“鐏形器C:17”。 该墓M112在台西遗址发掘的墓葬中为最大的一个,但较早被破坏,资料不完整,该墓还出土了成套的铜礼器和我国年代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下图现藏河北博物馆),这些出土文物提示了墓主人应为当时地位非常高的首领。
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出的复原
安阳殷墟花园庄M54出土,编号2021HDM54:594。墓主人为赫赫有名的“亚长”,同时出土的还有著名的铜手形器和牛尊,墓主人地位之尊贵毋庸置疑,目前判断可能为殷墟二期时期高级军事将领及祭司。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器物与牛尊之设计十分接近,可能原型为已灭绝的古生物圣水牛,藁城台西的遗址中亦有圣水牛骨骼发现。
铜手形器及“亚长”牛尊
安阳殷墟出土,1934年见于《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B.M.F.E.A》报道。
记录该物件出土于安阳,H13cm,出土报告中还描述认为是失蜡法铸造,这是当时西方对中国古青铜器的考古认知局限所致。由Anders Hellström收藏,后随他的大部分藏品都捐赠给了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馆藏号K-14430。
3. 私人收藏
旧金山 S. Bernstein & Co.古董商
库利夫(Cunliffe)勋爵(1899~1963)旧藏(10cm),售出于2019西泠印社春拍“金石永年·重要青铜器及吴大澂御贡古驵琮”专场,曾收录于《早期中国艺术——库利夫收藏早期青铜器、玉器及相关装饰艺术品图录(Early Chinese Art: A Catalogue of Early Bronzes,Jades and Allied Decorative Works of Art from the Cunliffe Collection)》第八号,布鲁斯父子有限公司,英国伦敦,1973年。
厄文·哈里斯旧藏,售出于2017年纽约佳士得(11cm)
茧山龙泉堂藏(戴润斋旧藏)两件,一件抽象兽面,一件更接近于写实牛首。
香港私人收藏,展示为一套,配有杆中部和末端的青铜配饰,上嵌绿松石,奇怪的是牛首并无松石镶嵌,显得有些不协调,具体出处不详。
外交官吴权博士收藏,售出于2022年苏富比。这件为罕见的三面牛首,目前仅见此唯一一件,角部略短,但整体造型与之前几个仍较相似。由于此类器物的研究很少,根据以上收集到的资料略作讨论。
一、此类物品存世量少仅十于件,牛角兽面,高度为10-14cm左右,銎管处有对穿的孔,可能为固定用,年代均为殷商,个人认为偏中早期,一般一处遗址仅发现一件,为等级颇高的墓葬主拥有,可能是将军或祭祀等首领。
二、功能:在藁城台西出土报告中命名为鐏形器,遂有研究将其定位为鐏,推想叉子形状鐏插在泥地里是合理的,但是报告中并无直接置于柲残留物末端的出土证据,且整个台西遗址仅出土一件,而戈矛类武器多件。同样,安阳此类物品出土不多,而武器多见,两类物品的比例不对,因此其作为鐏的可能性很小。在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大多把这类物品定位为仗首,根据现有资料,作为祭祀的仪仗杖首的可能性较大,物品3.5的组套式组成更支持这一点,而其形象最接近于常见牛首兽面纹,与其他祭祀用青铜器可能为配合用。
兽面纹(牛首)
三、叉形器的溯源,有人推测这种叉形器具与农具耒有一定演变关系,大禹的形象常常手持耒,作为祭祀的一种仪仗也同祈求丰收和风调雨顺有一定关联,笔者认为这种推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证据不足。
综上,此类牛首形器可能是奴隶主首领代表身份的权杖首或者祭祀仪式用权杖首,多见于首领墓陪葬出土,存世较少,应有较高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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