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末年，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关外后金清兵步步紧逼，自松山溃败后，辽东尽失明军只能退防山海关。而关内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也来势汹汹，志在灭明。

潼关之战，明朝最后的支柱——孙传庭部全军覆没，李自成军入主陕西，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改元大顺，调兵东渡入晋，欲对北京形成包夹之势。此刻明朝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此时败局已定，回天乏力，明朝的有识之士认为“南迁”还能尚存一线生机，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情形，“南迁”再度提上议程。

其实“南迁”之议并不是到了1644年局势无法逆转之际才提出来的。早在明朝忙于两线作战，首尾应接不暇之时。据《明史》记载，崇祯的正宫周皇后就率先提出这个议案“后性严慎，曾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周皇后南迁的意图很明确，可当时李自成并未兵临城下，崇祯也就不以为然。

随着李自成称帝，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崇祯渐渐紧张了起来。在《明季北略》就曾这样写道：“正月壬辰（初三），帝召中允李明睿陛见”。李明睿就是“南迁派”主要代表人物，在这次会面中，他更是提到：“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当时崇祯对于他的这个建议也表示十分赞同：‘朕有此志久矣’，“南迁”这个想法存在崇祯心中很久，还私下召见了很多大臣，即将要南迁布置谋备，更是密旨命令天津巡抚冯元飏在沽口准备三百条漕舟以待命，即河槽解冻后便可启程南下。

虽然崇祯南迁的意图也很明确，准备也相当充分，可是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当李自成的主力军抵达山西，此时的朝堂已经人心惶惶，十分恐慌。左都御史李邦华就提出“请帝固守，而太子监国南京”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很快就引来以光时亨为首等多数大臣的极力反对，“太子往南，诸臣意欲如何？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众臣听后皆沉默不语，这乃是崇祯的心病，他的内心实在不愿唐玄宗、唐肃宗的历史再度重演，由此崇祯不得不发自内心感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

之后李邦华等人再三请愿南迁，可是崇祯的态度却有了很大的转变，怒言道：“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自此“南迁”问题就此被搁置。随着驸马巩永固提出：“圣驾南行，征兵亲讨”被否决之后，崇祯南迁的的机会也烟消云散了。

到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自知救兵无缘的崇祯，南迁的念头再次涌上心头，崇祯换上了宦官的衣服混入人群中，准备离开京城，可是城内已经乱作一团，大街小巷皆是起义军，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内苑，最后走投无路的崇祯在万岁山自缢身亡。

相信很多人会疑问，南迁是当时唯一可行的策略，为什么到最后都不能付诸以行呢？其实自李自成称帝后，江南反叛军布防空虚，崇祯完全可以趁此机会南下。由于当时朝廷大臣都认为不该南迁，崇祯又反复不定，不敢力排众议，下定决心南迁，所以也失去了南迁的最好机会。

其实崇祯虚荣心极强，很大程度上无法接受抛弃数百年宗庙家业，委曲求全。另外，久居深宫的他无法审时度势，过分高估京城守军的能力，这一切皆因京师数次被围，最后皆化险为夷。所以在起义军攻破章义门后，还幻想着李国帧率兵救驾。但是他不是知道的是，现在京城守军已经是畏贼如虎，毫无抵抗的欲望，最后他也就盼不来李国帧，等不及吴三桂，就落得亡国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