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晋武帝盖棺定论

结束了汉末割据，统一了华夏，而且还造就了一个太康盛世。论说，晋武帝司马炎对历史的贡献很可以了。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却不高，很没有存在感。

后人往往以司马氏得国不正来否定整个晋朝，又因为后来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指责是司马氏治国无方。司马炎作为承前启后者，两方面的罪责都要他承担，所以连他的好也一块否掉了。何况司马炎的好也就好了那么十几年。

于是多少了解点历史的人对姓司马的人印象就是呆傻阴损坏。司马家就是洪洞县——没有好人。

其实吧，作为一个皇家的编户齐民，天下姓刘、姓曹、姓魏、姓司马，和咱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家得国正不正，关键看你秉持什么政治哲学，但是该纳的粮、该服的役，该服从的政治规矩，却都是统一的——“百代皆行秦政制”——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

所以啊，作为一棵韭菜，真的没必要纠结谁家兴盛谁成败，韭菜关心的只应该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在这短暂的生长发育期，你的时代是风调雨顺；还是旱季没水浇、雨季没排涝？

我想所有的韭菜还是愿意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生长好了再被收割，是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晋武帝还是比较厚道的。

区区在下觉悟不高，对政治解读不透，人微言轻你尽可以嗤之以鼻。但唐太宗也是这么说的。太宗皇帝是谁啊，他的话，你得重视吧？

唐太宗为晋书写了四篇史论

制曰：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这是《晋书·武帝纪》最后，对晋武帝做的盖棺定论。前文说过唐人制《晋书》，太宗技痒，亲自下场写了四篇史论，其一给了司马懿，其二给了司马炎。前面咱们分析过，唐太宗对于司马懿是非常不客气地，没说几句好话。但是对于司马炎则和对他爷爷非常不同。（请移步《

三国归晋之司马懿⑫盖棺如何定论

》）

开篇第一段，唐太宗就说：“武帝继承基业，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来掌控天下，教化百姓，以勤劳救治亡佚，以治世替代乱世……”

唐太宗夸他：“以仁德制御万物，以宽厚而得人心，有宏伟大略，有帝王器量。”

唐太宗赞赏他：“百姓形成了恬静的风俗，家家都可以自给自足，然后才去修整武备，开疆扩土。他的决策堪称神机妙算，他的决断都是雄图大业。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出师没多久，就平定了叛乱；兵无血刃，东吴的城堡就化为废墟。打通了上代人打不通的通道，降服了先王都没有降服的土地。所以祥瑞不断出现，异端的风俗教化全都被肃清，造就了堪比天人的功劳，形成了王霸雄图的大业。”

哇塞，这段评价很高了。

你看唐太宗也没有纠结于得国正不正，而是看他做事的态度端正不端正，所做成的事对于当代人的影响够不够正面。

太宗又曰：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

“虽然禅代之际司马炎一再推让，没有强取豪夺。但是骄傲自满的情绪却由此而生。见土地广大，天下安定，认为后世也就这样了，可保万世无忧了。但是他没有弄懂居安思危的道理。再加上建立的制度并不牢固，寄予厚望的人也不对，本来想提升事业的高度，却率先迎来了祸乱。这就像是给一个想要去海边的人指了一条前往沙漠的道路，习惯登山的人却选择了乘坐舟船航行去寻找道路，只能越走越远，越走越难，南北相悖，高下相反，怎么能到达目的地？”

这个事吧我想替晋武帝说说情。

晋武帝公子哥出身，生长于承平甚至奢靡的时代，在家族中也不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所以确实缺乏杀伐立断的果决。但是他主观上还是行仁政，所颁布法律也是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至少，把广大受压迫最狠的农民，从国家农奴解放为自耕农。

但是任何法律、政令都是要人去执行的，人的因素在哪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又要重提那个古老的话题——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英雄和时势互相造就。

纷乱的时势需要英雄或者说精英，去抽茧剥丝，条分缕析，把裂缝弥合，把时势捋顺；但是再了不起的英雄也不可能突破时势的局限，筑好了大堤，让时势像一条河流只能在大堤内奔流。

司马炎造就的时势是一统天下，开创太平盛世，但是限制他的时势是：九品中正制，保障了帝国的秩序，也造就了政治腐败；占田令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制造了土地兼并，造成经济腐败。

“导之以利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任何法律都有漏洞，都不可能把天下事都概括了，所以钻法律的的空子得到利益是应得的，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更何况立法者从初衷就预设了立场，让自己所在的阶层或者集团，走在法制之上。

商鞅和韩非子奠定了秦政的理论基础

还是前文一再论述的，官僚集团既是皇家的代理人，替皇家牧民，又是皇家的吞噬者，把皇权变为己权，把天下利益收归自己的利益，直到把皇家分解，改朝换代，重新再来。

所以，官僚和皇家，相生相伴，相爱相杀。皇家是树，官僚是藤。

所以啊，贵为帝王，司马炎时常被无力感包围，抬抬胳膊伸伸腿都觉得憋得慌。就是因为被那一条条的藤缠绕着，越来越紧。他抬头看看天，似乎能看到有道光亮在那里；但是他看看脚下的大地，却找不到出路在哪里。

怎么办呢？

唐太宗指出：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籓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这么一大段其实早已有人概述过了：

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英明如诸葛亮、李世民，也只能在这个政治哲学理论下推磨，翻开二十四史，不包括《史记》但包括《清史稿》，不就是这篇车轱辘话一遍一遍的说吗？

差别只在于文采不一样，有的说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有的说的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所使用的例证不一样，就使人以为每说一次都有新发现一样。

其实呢，这个中心思想也早就有人总结过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百代皆行秦政治。

到底是不世出的伟人，能一眼看穿千年。

所以啊，秦制不除，虽有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也是那头蒙了眼的驴，永远绕着那盘石磨走在相同的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