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民阶层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可以看出，除了统治阶层，农民地位排在第一位。而孟子也曾有过“君为舟民为水”的论断，其中民大多指小农。在封建帝制时期，农民毫无疑问的是被统治阶层，而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过不满王朝统治揭竿而起的实例。比如说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辐射最广的一次。按理说，农民自发的起义，往往代表着小农阶级的利益，应该得到拥护与支持。但现实却不尽然，在历史上，真实的太平天国最初确实顺应民心，万民爱戴，但后期越来越得不到民心，这是为何呢？

造成这样局面的因素必然是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则可在忠王李秀成的自述中寻找，在李秀成临终前曾写下“天国十误”，虽说不能尽言太平天国所犯过错，但其中最后一条却是意味深厚——封王太多，误国不用贤才，立政无章。在封建社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统治基础延续千年，“王”作为仅次于皇帝的阶层，虽然其中不乏开国功勋贵族，但大多数仍是皇室宗亲，而清朝更是如此。在清朝前期虽有藩王，但后期几乎无一例外不得善终。这样情况下，太平天国“封王太多”又能多到那里去呢？

2700多个王！这个数字是从被俘昭王黄文英嘴中得出，不敢确定是否具体，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的真实度可以保证，而且在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王就有一百多个，而这些王就是太平天国军政要务的享有者。如早期的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等，中后期的燕王，英王，忠王，干王，侍王，康王都在太平天国占有重要地位。这样庞大的群体，在地位上并没有上下区别，而且对应的福利待遇没有丝毫欠缺。

据记载，一旦立有军功，受封时马上修建王府，为其选择妾室。太平天国立王在俸禄上与将军有很大区别，王是将士的统领者，俸禄远高于一般官员，而出门配备护卫都是常态，而出门的仪仗队更是壮观，前呼后应，盈街塞巷。据记载，太平天国中最低等级的“两司马”出门也能乘轿子。而“王”更是值得想象，如侍王李世贤出门，特定制54人抬龙凤黄轿。在古代依仗有敲锣的惯例，意味着官民避让，而太平天国的王爷出门更是如此，大小官员与百姓齐回避。如果回避不急不可就地停留观看，必须下跪迎送，而冲撞仪仗者往往按惯例斩首。

一旦封王，马上兴修王府，这一惯例自然适用于侍王李世贤，李世贤在三河镇大捷中表现卓越，因此封王，而其王府至今仍处于浙江省金华市酒坊巷。1861年，侍王府修建。说是修建，也可称为扩建，因为侍王府原是李世贤的指挥重地。在扩建后占地规模达63000平方米，王府内宫殿、庭院、楼阁、园林一应俱全，如此规模，即使内部隐含8万精兵也不会觉得捉襟见肘。王府修葺细致，在建筑的纹饰上都较为考究，只为突出王爷的庄严大气。

一座王府，规模虽然壮观，但是毕竟是一个，在当时，可是有规模相当的2700多座王府。在清末战火纷争，百姓流离失所的年代，百姓心中怨言可想而知。务农务工所得，不仅不能保证自己的温饱，更是需要供养王爷，此时如果民众仍能保证拥戴太平天国就是天大的笑话。除了王爷以外，太平天国广封亲族，对于“天王”的宗室也是享受王爷待遇。虽然是天王的宗室，但由于没有功勋，名称上可天王不大相同，但所享受的待遇丝毫不差，甚至能够拥有自己的属地与官职，招摇过市，不过如此。

太平天国在后期面对的最严峻问题并非英法联军加入的围剿。而是财政匮乏，太平天国拥有军队数十万，即使全盛时期宋朝也心有余悸，何况仅占江南的太平天国。除此之外，“封王太多”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除了王府修建的开支，更大的支出乃是后期官俸。内部管理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湘军的围剿又能维续多久呢？在前期，太平天国所过之地，仍是招徕百姓，安抚之下壮大太平天国，到中后期几乎已成掠夺之势，民心向背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