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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对匈奴进兵的接连失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西汉社会的动荡与政局的混乱，是导致汉军失利的深层原因。

漠北战役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汉武帝师心自用，不顾西汉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的事实，继续推行其开边兴利的政策，接连用兵，四面出击。加之他重刑罚，穷奢极欲，弄鬼神，终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

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天汉年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的暴动，他们“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这些农民起义虽然先后遭到镇压，但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局面并未改变，阶级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以卫太子为首的“宽厚长者”派反对汉武帝的开边兴利政策，“太子每谏征伐四夷”，而那些“深酷用法”的大臣则对太子屡加陷害，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爆发了“巫蛊之祸”的惨剧，朝政一片混乱。

政局的动荡，不仅使西汉王朝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对匈奴的战争，甚至还直接导致了前线的失利，李广利投降匈奴就是个突出的实例。尤其严重的是，在汉武帝后期，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已变得十分强烈。

汉武帝前期对匈奴的反击战争，目的是为阻止匈奴的骚扰与侵掠，保护中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因而是符合广大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有无可争议的正义性。因此，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参与。

但在汉武帝后期，用兵匈奴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恶性发展的一部分，这对于饱受战乱之苦、急需休养生息的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他们便纷纷加入流民的行列以逃避兵役和赋税，甚至揭竿而起，与官府为敌。

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汉军的士气和斗志，从而导致战局的失利。

西汉王朝综合国力下降所造成的汉军战斗力的下降，则是汉武帝后期对匈奴战争屡遭败绩的基本原因。

自马邑之谋以来，汉武帝连年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不仅把汉兴六七十年来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消耗一空，而且还导致了“天下户口减半”、“海内虚耗”的严重后果。尽管汉武帝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财政制度改革以聚敛财富，但仍然无法避免“民力屈，财用竭”的困境的出现。

综合国力大不如昔，汉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也随之大幅度降低。例如，由于马匹严重不足，汉军在出征之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而代之以步兵。骑、步兵混合编制，固然有其优势，但面对素以快速灵活、机动性强而著称的匈奴骑兵，就很难在战场上把握战机，争取主动。

由于缺乏足够的骑兵，汉军的行进速度也大大减慢，这不仅使匈奴在战前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备战，而且在撤退时又容易被匈奴快速追及并遭到包围。同时，由于马匹不足，汉军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变得脆弱起来，其远程作战与持续作战能力便往往因为粮草及装备供应不足而大打折扣。

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后期的几次战役也存在着兵力分散、缺乏统一指挥等不少弊病。另外，在后期作战中屡当重任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原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他是凭借着裙带关系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其军事才能及威望均无法与卫青、霍去病相比。

由他出任全军的统帅，实在是难众望。因此，汉军将领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也就不免要产生许多问题。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导致汉军失利的直接原因。

匈奴军作战方式的改变，也是汉军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漠南战役之后，匈奴就采用了远离汉朝边塞、以逸待劳的战略。不过，由于当时汉军远程作战及机动作战能力较强，加之战场距离汉军后方不甚遥远等原因，所以匈奴的诱兵之计未能奏效。

到汉武帝后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此时，匈奴除将根据地迁往离汉朝边塞更为遥远的北方，以增加汉军奔袭的距离与难度外，又利用投降的汉将训练甚至指挥匈奴军队，在保持其高度灵活、机动特点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持续作战的能力。由于远途奔袭的距离加大，加上马匹数量的减少，后勤补给困难，汉军只有力求速战速决，才有取胜的可能。

匈奴便发挥自己骑兵灵活机动的特点和持续作战能力提高的优势，避开汉军的锋锐。待汉军疲倦、后勤补给不足之时，再穷追猛打，并针对汉军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弱点，在局部战场投入优势的兵力，重点打击为其追击或包围的汉军。汉军几次战役的失败，皆与此有关。

燕然山之战，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也是他用兵匈奴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这次败仗，使汉武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悔远征伐”。

长期的战争，不仅使国力遭到巨大的消耗，导致国库的空虚，而且人民的徭役赋税负担极其沉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大批逃亡，武装起义不断发生。这一切，使汉武帝意识到，无限制地对匈奴发动战争实在是得不偿失。

他经过深刻反省，决心改弦更张。

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遂发布著名的轮台诏令“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从此，汉武帝不再主动出兵进攻匈奴，由尚武而转向重视农耕，重新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狐鹿姑单于因几次胜利而沾沾自喜，征和四年曾致书汉武帝，倨傲地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并骄狂地提出：“今欲与汉闿(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增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这个要求遭到了汉武帝的拒绝。狐鹿姑单于的口气虽然不小，但由于“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殖，罢(疲)极苦之”。

所以匈奴实际上也无力再大举发兵南下，对汉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样，汉匈双方又迎来了一个大致相安无事的新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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