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相接力

人间几度春秋，宫廷几度喋血。

李隆基彻底掌握政权。在中宗、睿宗两朝朝廷吏治已经非常混乱，亟待整治，朝廷之中党派林立，朝廷勋贵广占田园，侵剥民众。

李隆基怀柔宗室亲王，不再给亲王实职，而是“专以良色蓄养娱乐之”，以避免再次出现王室政变事件。

先天政变的功臣，开始也都是登阁拜相，但是这些功臣，多数没有长时间在中央通览全局的执政经验，骤然担任宰辅重职，能力不足的缺点马上显现出来，功臣们因为一起发动过政变，彼此之间形成小团体，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上下一心地治理国家。

李隆基也视这些功臣为不稳定分子，寻找机会将他们一一逐出了朝廷。张说被贬为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刺史，刘幽求被贬为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刺史，钟绍京被贬为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刺史。

郭元振在政变三个月后的阅兵式上因过被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后虽遇大赦，重新起用为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司马，但他没能走到饶州，就在半路上病故了。

不用功臣，不用宗室，李隆基用什么人呢？

李隆基召回此前被排挤出朝廷的同州刺史姚元之，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元之，姓姚名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在武周时期官至同凤阁鸾台三品，夏官尚书，深得武则天赏识和信任。神龙年间，姚元之与张柬之等人一同发动政变，看到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时任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姚元之呜咽流涕。

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今天哪是你哭的时候？恐怕你的祸患要由此而 始。”

姚元之说：“我侍奉则天皇帝那么长时间，现在要辞别她，悲不能忍。元之前为公而诛奸逆，这是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也是人臣之义也，虽然获罪，实所甘心。”

当天，他就被贬为毫州刺史。

睿宗继位后，将时任许州刺史的姚崇和洛州长史的宋璟召回朝廷，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人“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纳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资治通鉴》卷二○九）。

在李隆基提出再次任命他为宰相时，姚崇要求李隆基答应十个条件，才肯出任宰相之职。这就是著名的“十事要说”。

“十事要说”就是十条施政建议：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中官（宦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行法治、租庸赋税之外杜塞贡献、寺庙宫殿止绝建造、礼接大臣。

这十条全部是治国的良策，正适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李隆基当即应允。姚崇拜相后，助李隆基贬逐功臣，抑制外戚，整顿吏治，尤其是整治已经泛滥的“斜封官”，一改中宗朝的奢靡风气，大力倡导勤俭节约。

姚崇处事果决，雷厉风行，效率极高，被誉为“救时宰相”。

开元三年（715年），山东（今崤山以东）爆发蝗灾，大量的蝗虫吞食禾田，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如果引发饥荒，百姓将因此流离失所。

古人认为发生蝗灾是受到上天谴责，人力无法抵抗，灾区的农民都在田地旁边焚香膜拜设祭，根本没人敢捕杀蝗虫。姚崇收到奏报，立即上奏，请求皇帝派出御史分别前往各州县，由官方组织捕杀蝗虫。大臣们多认为蝗虫太多，难以除尽，李隆基也表示怀疑。

姚崇马上反驳众人，他说：“现在蝗灾已经遍布山东，河南、河北的百姓流亡殆尽。我们岂能坐视蝗虫啃噬禾苗，而不出手相救！即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

卢怀慎认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

姚崇当场诘问：“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姚崇确定了朝廷组织捕杀蝗虫的原则，还提出了具体的捕杀方案：“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埋葬），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

在姚崇的指挥下，蝗灾蔓延的趋势被止住。姚崇确定的治蝗方针和方法在后来的历次蝗灾中都被推行，虽然接连几年都爆发灾，但是没有造成大 的饥荒。

后来，姚崇因受儿子和属下牵连，提出辞去宰相之职，当时李隆基要调整治国政策，开始法制建设，擅长处理棘手政务、善于变通的姚崇不适合新的政治需要。开元四年（716年）闰十二月，李隆基免姚崇宰相一职，改任为开府仪同三司。

姚崇虽然退居二线，李隆基仍对他礼遇有加，“令崇五日一参，仍入阁供奉，甚承恩遇”（《旧唐书·姚崇传》卷九十六）。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姚崇历仕武则天、中宗、殇帝（即少帝李重茂）、睿宗、玄宗五朝，三次拜相，吏事明敏，夙夜孜孜，被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729年），李隆基又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姚崇辞职时向皇帝推荐了继任之人，自己的老搭档，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宋璟，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市）人，生于龙朔三年（663年），进士出身，博学多才，工于文翰。耿介有大节的他特别适合主导国家的法制建设。

宋璟因为官持正、执法严明、不阿权贵，受到武则天的赏识重用。中宗时期，被武三思排挤出朝廷，睿宗时被重新启用，又因和姚崇上书劝睿宗将太平公主迁往东都，两人双双被贬出朝廷。

长安年间，张易之诬构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威逼凤阁舍人张说作证，张说惶惑迫惧。

宋璟对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缘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挙也。”（《旧唐书・宋璟传》）

张说被其说动，力证魏元忠无罪，魏元忠得以免死。

宋璟历任上党县尉、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检校吏部尚书、州刺史等职，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姚崇辞职后，被召回朝廷，任侍中、吏部尚书。

宋璟持身公正，刚直不阿，不论是面对铁腕无情的武则天，还是唐玄宗，都敢于犯颜直谏，只要有理，决不让步。

武则天“惮其公正”（《大唐新语》）。

唐玄宗对宋璟“甚敬惮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玄宗罢免宋璟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宋璟被罢相，也是因国家政策改变，他和姚崇一样，仍然受到玄宗的信任和尊重。

开元十七年（729年），玄宗拜宋璟为尚书右丞相、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晋爵广平郡公。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宋璟病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尉，谥号文贞。

宋璟先后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朝，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一前一后辅佐唐玄宗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大幕。《旧唐书》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姚崇、宋璟和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被并称为唐朝四大贤相。

开元八年（720年），重视人才培养的张嘉贞短暂继任了宰相一职。不久，文武双全又精明自负的张说取代了张嘉贞的位置。开元九年（721年），李隆基以时任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的张悦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张说，字道济，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

永昌元年（689年），参加武则天在洛阳南门举行的制科考试，策论为天下第一，授任太子校书，后任左补阙。张说曾参与《三教珠英》编纂工作，文采斐然，被誉为一代文 宗。武周年间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因不肯受张昌宗等人胁迫诬陷魏元忠，被流放钦州。神龙政变后，返回朝中，景云年间，晋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次拜相后，又因不肯党附太平公主，再遭贬黜。

张说拜相后，唐朝在军事上，裁撤边防军二十万，有利于国家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整顿府兵，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将兵农合一的制度变成了雇佣兵制，使国家兵源得以恢复，军人的职业化，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也保证了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政治上，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原来在政事堂议事后还要到中书省、门下省分别用印，改为中书门下后，宰相们议事完毕，直接做出决议，当场用中书门下之印。中书门下成为集最高决策权和最高行政权为一体的机构，使权力高度集中，这有利于皇帝和宰相命令的高效执行，但也为后来宰相专权埋下隐患。

文治上，创办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张说担任修书使，开展对古籍的编校工作，集贤殿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

开元十二年（724年），张说倡议唐玄宗封禅泰山。唐玄宗定于次年封禅泰山。

十月十一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带着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四夷酋长，各国王子、使节出发前往泰山。

一路上旌旗招展，弥亘原野，有关部门携带各类物资的车辆，数百里不绝。当队伍停下来休息时，数十里内人畜被野，蔚为壮观。

唐玄宗继位初年，国家有牧马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到唐玄宗封禅这年，国家已经拥有牧马四十三万匹，这次封禅携带了牧马数万匹，以颜色区分编队，“望之如云锦”。

十一月初六，封禅队伍抵达泰山脚下。

十一月初十，玄宗君臣正式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唐玄宗祭祀昊天上帝于上坛，有司祭祀五帝百神于下坛。焚柴展礼，群臣称万岁，呼声自山顶传至山下，震动山谷。

所有仪式结束后，唐玄宗于御帐内接受朝贺，大赦天下。

风度得如九龄否

泰山封禅，大唐王朝海晏河清、物阜民丰、四方宾服，影响远及亚欧大陆诸国。

宰相张说在达到一个官员荣耀顶点的时候，突然被捕入狱。身为百僚之首，文坛领袖的张说难免恃才傲物，得罪了太多人。

开元年间随着均田制瓦解，逃户现象严重，农民脱离原来所在的土地，逃到外地，不再给国家缴纳赋税，也不履行兵役、徭役，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宇文融是个理财专家，他理的是国家财政，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发现这一问题后上报玄宗，建议开展户口清查工作，玄宗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管理这项工作。

三年半的时间宇文融清查出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开元十二年（724年），宇文融升为御史中丞，加封“劝农使”，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三省六部管理、不受宰相节制的特殊存在。

首席宰相张说不可能坐视这种游离于制度外的人打乱正常行政秩序，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

最开始提议封禅时，另一位宰相源乾曜从节省民力、财力的角度，对封禅一事提出过异议。张说却在劝说玄宗封禅的上疏中给源乾曜强行署名。封禅大典前后，张说对事务大肆包揽，最后陪同皇帝登山的基本全是张说的门生故吏、亲戚朋友。封禅结束后，得到封赏的基本都是张说的人，参加封禅的普通士兵甚至都没能得到赏钱，只给了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这种东西对于地位高的人那是锦上添花，对于基层士兵来说，还不如给一张大饼来得实在。

《资治通鉴》记载：扈从士卒，但加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

一次封禅，张说把朝廷上下得罪了个遍。

关于张说在封禅一事中以权谋私的行为，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还记载了一个小故事。按照旧例，如果官吏跟随皇帝参加封禅，就可以官升一级。张说的女婿郑本来是九品官，却在封禅结束后连升四级，一跃成为五品大员。

一次宴会上唐玄宗看到郑身穿浅绯色五品官服，觉得奇怪，就把他叫过来问他升官的原因，郑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

这时，皇帝身边一位名叫黄幡绰的宫廷艺人替他回答说：“此泰山之力 也！”

妙语双关，唐玄宗心照不宣。后人因此称妻子的父亲为“泰山”。事情貌似过去了，张说作为宰相的日子，也要到头了。

玄宗要调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做御史大夫，张说却说此人粗鄙无文，反而推荐了因贪污受贿被贬的崔日用。崔隐甫还是被玄宗调回了朝廷，职位是御史大夫，张说这次不仅仅得罪了崔隐甫，更得罪了皇帝。

御史台是可以得罪的吗？御史是做什么的?监察百官。张说你是百僚之首，但也是百官之一。

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齐齐盯着张说，攒够了证据之后，三人联名上疏，弹劾张说，指证他引术士占星、徇私潜侈、受纳贿赂三项罪名。

首席宰相下狱，有资格审理他的当然是另一位宰相了，就是之前被张说“强制署名”的源乾曜。

玄宗命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与御史大夫崔隐甫共同审理张说。

这些人力同心，同仇敌忾，定要把此案办成证据确凿的铁案。在潮湿的牢房里，张说意识到，自己已经见弃于所有人。

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到狱中去探视张说，高力士看到昔日风华卓绝的宰相蓬头垢面，坐在草席上，惶惧待罪，甚至要用瓦罐喝水。

高力士把看到的情况回禀了玄宗，他说：“张说对陛下还是忠心的，而且有功于社稷。”玄宗深以为然，命人将张说放出御史台，免去中书令职务，其他待遇照旧。而且“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 二一三）。

开元十五年（727年），张说以尚书右丞相之职退休，致力于学术研究工 作。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患病，唐玄宗每天都派宦官去探望，并为张说亲自书写药方。这一年十二月，张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唐玄宗伤心了很久，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亲自撰写神道碑文，并罢元旦朝会，追赠太师，赐谥文贞。

张说被罢相后，宰相换了一个又一个。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年底，上一任宰相韩休和萧嵩同时罢相，同时新的宰相班子诞生，唐玄宗将居丧期间的张九龄调回朝廷，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提拔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同时擢升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经济专家）为门下省侍中，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张九龄，字子寿，今广东韶关曲江人，曾祖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近几代都是普通百姓。张九龄年幼时非常聪明，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几岁时，张九龄给当时的广州刺史王方庆上疏，王方庆看后大加赞赏，说：“这孩子以 后前途不可限量。”

几年后，张九龄进士及第，拜校书郎（负责国家图书管理、校订）。玄宗做太子时，在东宫举行策问考试，招募天下人才，张九龄对策高第，晋升为右拾遗。

张说被贬岭南时，看到了张九龄的文章，认为这个年轻人定能成为将来的文坛领袖，张悦还和张九龄认了同宗。

开元中期，张九龄担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皇帝诏书），后因张说罢相一事牵连，被贬外地。玄宗再次起用他时，张九龄因母丧回乡丁忧，当时以孝治天下，将居丧期间的官员召回朝廷，说明朝廷急于使用此人，这是极大的信任。

张九龄担任宰相期间，秉公执法，刚正不阿，重视人才工作，朝廷之上风清气朗。

当时，契丹在边境为患多年，赵含章、薛楚玉等都不能讨伐。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六月大破契丹，又于当年十二月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首级传送京城。玄宗大喜，提出任命张守珪为宰相。

当时人人都为打了胜仗而欢欣鼓舞，感觉大大出了一口恶气，没想到张九龄却对张守珪出任宰相一事提出异议。

他说：“宰相乃是代天子治理国家的人，不是拿来当奖品赏赐的官职。”

玄宗让了一步，说：“只给他宰相的名分，不给他宰相的实权，不管事， 可以吧？”

“不可以！”张九龄说，“名与器都是不可以乱给的，张守珪大破契丹，陛下就让他当宰相，如果明天他又灭了奚和突厥，又拿什么官赏赐呢？”

玄宗被噎得无话可说，只好作。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月，张守珪奉旨于东都洛阳献捷，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洛阳发生了一个案子。殿中侍御史杨汪在一个案件中处死了张审素，将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流放岭南，之后杨汪更名为杨万顷。

张瑝、张琇二人认为父亲是被冤杀，兄弟二人在流放途中逃回都城，手刃杨万顷。二人被捕后，人们可怜他们的父亲无罪被杀，觉得两个孩子为父报仇，如此孝烈，应该酌情予以宽宥。

张九龄主张二人应免于死刑。裴耀卿、李林甫认为这么做会坏了国法，玄宗也认同裴、李二人的意见。

玄宗说：“能不顾生死，确实是孝子；但赦免杀人之人，这个先例不能开。”这是说其情虽感人，但开这个先例，于国家法治不利。

玄宗命河南府将张瑝、张琇杖杀。很多人作诗表示哀悼，百姓出钱安葬了两位孝子，为防杨万顷家人报复，还给两个人立了数处疑冢。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当时朝廷在东都洛阳，玄宗想提前返回长安，据说是因为洛阳宫中闹鬼，玄宗非常不安，武则天喜欢住在洛阳，玄宗不喜欢住在洛阳，皇帝也和人一样，喜欢在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待着。当时正是农忙时节，皇帝出行，人多、车多、马多，所经之处，必会影响农民秋收。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都坚决反对当时返回长安，建议等冬天农闲时再走。

李林甫故意走得很慢，等文武百官退出大殿后，他对玄宗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想住哪个就住哪个。至于沿途受到影响的百姓，免除他们今冬的租税就好了。”

玄宗一听，对嘛！这事就该皇帝自己说了算，马上就下令返回长安。

玄宗才离开洛阳，长安就地震了，才回到长安，洛阳又地震了。玄宗觉得这是上天示警，宰相不合格。

牛仙客在河西节度使期间勤于政务，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调任朔方节度使，接任河西节度使的官员把他的政绩上报给朝廷，玄宗想把他调到京城提拔到尚书这个职位上。

张九龄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此人不过是个边疆小吏，不堪担当如此重要的职务。

玄宗退而求其次，说：“那加个爵位总是可以吧，不给实职。”

张九龄还是坚决反对，“爵位是给有功之臣的赏赐，牛仙客所做的不过是恪尽职守，不能称为功勋。如果要嘉奖，给点金银之类的赏赐就可以了。”第二天重提此事，张九龄还是坚决反对。

玄宗震怒，说：“天下的事难道都要由你来做主吗？”

张九龄跪地叩首，仍坚持说道：“臣愚昧，但臣既居相位，不敢不实话实 说。”

玄宗冷笑着问：“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那你自己又是什么名门望族？”张九龄正色，说：“牛仙客生于中原，臣生于蛮荒的岭南，但是臣历仕多年，入阁拜相，牛仙客只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难担重任。”

事后李林甫让宦官悄悄传话给玄宗，他说：“有才识，不一定要会写文章。天子要用谁就用谁。”

很快，牛仙客被加爵陇西县公，实封三百户。

皇帝和宰相执政理念相左，张九龄大大高估了玄宗的容人之量，开元末期，玄宗对自己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已经开始懒政、怠政。现在的玄宗需要奉承和赞美，不是质疑和反对。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因被王元琰贪污案牵连，张九龄被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被罢为尚书左丞，李林甫从三号人物擢升为首席宰相中书令，牛仙客也被擢升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对玄宗来说，你张九龄觉得牛仙客是边疆小吏，那我偏要让他做宰相，因为我是皇帝。

张九龄后来再遭李林甫陷害，被贬为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病逝于任上。

张九龄去世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怅然若失。他虽将张九龄贬出朝廷，却总在选任官员时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旧唐书·张九龄传》）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为张九龄谱长笛曲一首，取名为《谪仙怨》。随着张九龄的去朝和离世，唐朝贤相辈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像张九龄这样志虑忠纯的宰相再也没能出现在帝国的朝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