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工程”的典范。贞观十七年，就在魏征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李世民推翻了魏征的墓碑。

魏征的罪状主要是两条：

1、被李世民高度怀疑参与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

原因也很简单：魏征向李世民极力推荐的两个人，悍将侯君集和宰相杜正伦全部参与了谋反事件。

2、更让李世民勃然大怒、导致魏征节操碎了一地的是：

有人向李世民举报：魏征每一份大名鼎鼎的“谏辞奏折”，都会拿给史官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每每看完，还要提点修改意见。

经查证，确有此事。

这犯了大忌——这等同于公然向天下后世宣告，自己和李世民之间的所谓“死谏”和“纳谏”就是作秀。

作为现代人，我们千万不要幼稚嘻嘻的认为：李世民从谏如流，魏征拼命死谏，双方真是千古的明君良臣啊！

真要这么想，只能说你“吐样了”。

实际上，要正确理解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就必须要看到，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唐朝的政治局势。

当时，河北、河南已经都被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控制。文官集团基本上都倾向太子。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事件就是“刘黑闼之乱”。

武德四年和武德五年（622），河北军阀刘黑闼两次发动叛乱，席卷山东（函谷关以东，今天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苏北）。

李世民亲自出师，但却吃瘪。

最终洺水之战惨胜。部将罗士信战死，潘毛战死，王君廓负重伤，秦琼被击败。

这在李世民挂帅以来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世民的胜利仅仅维持了三个月，622年夏天，刘黑闼卷土重来。

这时，太子李建成在魏征（心腹谋士）的建议下，早早布局谋划，趁机拿过兵权，并在跟刘黑闼的决战中大获全胜。

李渊顺势把河北、河南各州府的管辖权交给李建成、李元吉集团。

这是武德六年（623）的事。

三年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先下手为强。

但是，问题来了。

当皇帝并不是说，你坐在龙椅上发一句话，然后就天下大治了。

治国理政，最需要的是文官集团的配合和支持。而且必须要有治理经验的文官集团。

李世民的势力主要在军方——他是马上天子。而李建成集团却有大量文官拥趸。

所以，李世民要想坐稳天下，就必须取得文官集团的认可。

所以，李世民必须要作出一种姿态：我和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只是我们的家事。至于其他的人，你们照样当官，照样给大唐打工。

最关键一点：我李世民当了皇帝，绝不会亏你们。

但是，口说无凭。必须要“树一个典型”，让文官集团都看见，这样才能稳定人心。

树谁呢？树魏征！

因为魏征第一确实有才干，第二是李建成集团的心腹谋臣：当年平定刘黑闼，从李世民手里夺兵权就是魏征的主意。

李世民要告诉天下人：魏征这样的人我都能用，你们还怕什么呢？？

至于所谓的“犯颜直谏”、君臣二人在朝堂上的争执，等等，说白了，基本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

原因也是明摆着的：“玄武门之变”的结果过分残酷了：

李建成、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全部被杀，老爹李渊直接被撵出了居住地太极宫，相当于被软禁。

整个大唐官场全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人头落地——如果李世民要认真查，试问除了秦王府的那帮铁杆外，普天下的官员、贵族，哪个没有跟李渊、李建成有交集呢？

不可能没有交集啊，因为李渊是大唐皇帝，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一句话总结：李世民和魏征的结合本来就是一种政治需要：

李世民需要魏征的人望，魏征需要李世民这个新主人；

双方更需要彼此的配合来成就一出“千古君臣绝唱”；

双方一起做给普天下人心惶惶的文官集团和后世子孙看（所以魏征的每份谏辞要提前拿给褚遂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