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言:“矫枉者必然过正”，万事万物有利必然有弊，今日称之为利，而他日则可能成为弊端所在。宋朝家法亦是如此，在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之初，太宗赵光义即位以来，两位君主携手共创了一套沿用三百余年的宋室家法。不可否认，这套家法在宋政权成立伊始，的确起到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经过后世几任君主的沿用之下，其弊端逐渐显露，也成为了宋朝积弱之局面的一大主要因素。

就军政方面来看:

赵匡胤立宋之后，深知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迭之频繁在于武将专权之风太过盛行，于是他凭借自身非凡的政治手腕，于杯酒之间夺取了即位开国武将之兵权，然而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旧武将走了，新武将便又来了。鉴于于此，宋朝统治者们在军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

在军队方面，宋朝政府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类。而对于兵源的征集，以禁军和厢军为例，采取了前朝募兵制的征调方法。禁军也被称为正军，负责守卫和征战；厢军则是那些因身体素质不够优异而不能编入禁军的士兵所组成的，他们主要负责路、州各地的杂役，有兵之名无战之责。

自宋朝建立之初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历经四代皇帝统治的90年间，宋朝政府所征召的禁军和厢军数量与日俱增，且呈直线上升的态势。根据《宋史兵志》统计，其数量如下:

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禁军人数19.3万；厢军人数18万。

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禁军人数35.8万；厢军人数30.8万。

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禁军人数43.2万；厢军人数48万。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禁军人数82.6万；厢军人数43.3万。

既然宋军人数在建国百年之间如此众多，身处封建农业社会，军队人数应该与军事实力成正比，那么宋朝为何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处于劣势，且逐渐形成积弱的局面呢？这便要从宋朝所贯彻的家法之一:募兵制而谈起。

首先，宋朝政府再沿袭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时，对兵源的征召标准进行了调整，所征之人一般为遭遇水旱灾害的流民。这些人本就生活难以自理，毫无战斗力可言，如何上阵应敌？况且这些士兵在遭遇疾病和衰老之后，也能得到政府的供养，成为终身制的职业军，这也不免给军队带来了沉重的军费压力，军队在强军方面的建设也就受到阻碍，整体军事实力便大打折扣。

《宋朝诸臣奏议》载:今河北、河东养兵三十余万五十年矣。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敌则先自败亡，非独先自败亡，适所以为骁壮者累。

再者，对于边防军务，宋朝政府派遣禁军进行出外戍守，这本已能够有效防止将领专权，但是宋朝统治者还是不够放心，又制定了所谓的“更戍制”:把禁军分驻到京畿和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师，并且将领不能随意调动，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效果。当然，此举的确达到了制约武将权力的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军队每逢作战就会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尴尬局面，指挥和作战系统的运转和配合也因此失去默契，面临军机突发情况也无法有效组织应对。

比如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的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中，大败而归。而对于战败的原因，就有大臣提到:“臣倾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自认。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再如宋仁宗庆历年间，宋军与西夏军队的多次较量也多位战败为主。作为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的田况在《论兵策十四事》中总结到:“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昨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一旦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

除此之外，宋朝在开国之初对于所招募的禁军还会进行系统的训练。而到了后来由于久无战事，各地的禁军将校对于训练士兵之事往往采用敷衍了事的方式，军队的规章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这便使得军队军纪废弛，士兵庸散骄惰，其战斗力也就日渐下滑。

“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这几点足以表明，募兵制之下的宋朝军队可谓弊端百出，积弱局面的产生我就理所应当了。

以上是从军政方面探讨宋朝积弱之原由，我们再来从民政方面看看宋朝如何走向积弱局面:

宋朝建立之初便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强化君权的家法，这当中就有所谓的“二府三司制”，将宰相的军权、财权剥夺的一干二净，君权也就相对加强了。君权加强之后，统治者们又把矛头对上了中央与地方这道关系当中，即如何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就地方而言，宋朝政府将地方划分为“路”三、“府”“州”、“县”三级。

太祖皇帝在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夺取各地将领的军权之后，便不再带兵，也没有管理地方民政，有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官民。但地方军政民政也不能就此废弛，所以宋朝政府会派一名文臣代理他们管理地方政务，这些文臣叫“知某州事”即知州，“知某府事”即知府。这便是宋朝政府的另一家法:强化文臣地位、弱化武将权力。在这种家法的影响下，宋朝逐渐出现了“崇文鄙武”之风，世人皆不尚武，举国便为文弱了。

此外，宋朝政府还在每“路”设置了四个监司官:“帅”、“漕”、“宪”、“仓”。

“帅”为安抚使，负责一路的军工民事，有赏罚肃清、军旅禁令之权。

“漕”为转运使，管理财政，负责经费储藏、上交。

“宪”为提刑按察使，管理司法。

“仓”为提举常平使，负责民间的救济抚恤。

这四个监司官都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所派来管理指挥地方的官员，这便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大重要手段。而在这四个监司官当中又以“漕”即转运使最为重要，地方财富都是通过转运使全部转运至中央（在唐代会保留一部分给地方），这种“强干弱枝”的方法在和平年代尚且可行，但到了战乱年代，它的弊端便会被无限放大。如北宋末年，中央首都汴京被金兵占领之后，全国各地瞬间瓦解，难以抵抗！为何？因为地方的财富和兵力全部集中在中央，中央一败，地方便土崩瓦解，无力抵抗。而唐朝则不同，在经历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两京皆失，但地方却能够组织起有规模的抵抗！为何？因为地方仍有财富，各城池还有粮草、军械等积蓄。

总而言之，宋朝“积弱”的局面自其家法形成之初已成定态。宋朝家法一方面维护了赵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宋几百年来频遭外患所害。即使在之此后的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的方式革除其弊，但在宋室家法的掣肘下却也得举步维艰。终其一朝，宋室家法与积弱局面都是相伴相行的。

参考资料:《宋史》

《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