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晋王朝在完成中国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历史任务，奈何西晋王朝的统一大业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半个世纪就分崩离析，中国再次陷入混乱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当中。

与此同时，一向为汉族政权统治核心的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已经在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势力的入侵下脱离了汉族政权的封建统治，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政局当中。

西晋王朝的覆灭虽然标志着司马氏家族在北方地区封建统治的终结，但是好在当初"八王之乱"后司马氏家族中有远见卓识的东海王司马越未雨绸缪，早早在江南地区拉拢统治基础，这才为司马氏家族政权的延续提供了可能。

公元317年3月，晋愍帝被俘，西晋政权就此覆灭。而早在南方地区扎根生长的司马睿此刻自立为王，并于第二年登基称帝，东晋政权就此建立。

晋元帝

东晋政权的建立虽然意味着司马氏家族的封建统治力在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得到了延续，但是此时东晋司马氏作为皇家力量的代表却出现了极为尴尬的统治现象。

西晋永嘉年间出现的南渡风潮，使得北方大量有实力有背景的世家大族和达官显贵纷纷来到了东晋政权的庇护之下，

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优势不断在东晋政权统治集团渗透，逐渐成为东晋的主要操纵者。

《晋书》载："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不仅如此，北方世家大族干预东晋政权的现象，也逐渐引发了江南原住士族的不满，他们也要通过争取绝对的政治、经济特权来彰显作为江南士族代表同样拥有话语权。

这就在东晋王朝时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门阀氏族，轮流掌控东晋政权的政治生态亦或是表现形式，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作为东晋一朝独特的政治模式，有其产生的深厚渊源同样也有其确立和发展的过程。

王敦

东晋政权初期"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出现以及门阀政治的确立

东晋王朝尚未建成之前，时任安东将军，并且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司马睿就已经在南方地区培植自己的权势，为今后司马氏家族的政治出路寻求打算，当时东海王司马越将司马睿派往江南地区任职之时，将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王导作为辅政之臣一同前往。

王导为之后司马睿在南方地区的发展以及统治基础的奠定不断出谋划策，成为日后东晋政权得以顺利建立的首要功臣。

随着王氏家族在南方地区的根基不断稳固，王导对于司马睿的重要作用也就愈加凸显出来，东晋王朝建立之后，司马睿为了表达对于王导的感谢，将其任命为东晋的丞相，主掌东晋一切事务。

与此同时，司马睿还将王导之弟王敦任命为当时东晋王朝镇东大将军，基本上都督了东晋所有州郡的军事之权，成为当时东晋王朝继王导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显贵士族

由此王氏家族逐渐成为了东晋王朝建立初期政治和军事的垄断者，王氏兄弟也成为了和当时皇家司马氏家族并立的一大政治集团势力，正如史料中所说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出现。

这也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确立并且不断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的东晋政权，继王氏家族掌握东晋朝政的也基本上都是当时具有显赫地位的世家大族。

比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等几个颇为显赫的世家大族窦参相继成为了东晋朝政的主要掌控势力，他们轮番执政，并且经常发生严重的世家大族势力集团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混乱。

《晋书》载："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

庾亮楼

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以及身份识别

门阀士族作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政治代表，除了在政治上具有常人无可匹敌的绝对优势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是享受着巨大的特权待遇。

比如在经济方面，当时在东晋王朝能够说得出口的门阀氏族基本上都是有着数百年的家族基业和历史底蕴的。有的从东汉时期就已经赫赫有名，比如琅琊王氏，也有的士族是在之后的三国时期和西晋时期新晋发展起来的，但是速度非常之快。

这些门阀氏族在经济方面掌握着数量巨大的土地，不过这只是他们经济实力强大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门阀氏族掌握着数量巨大的部曲、奴婢甚至是私人武装，尤其是永嘉南渡时期迁移过来的北方士族，他们携家带口，往往带领着数千部曲和奴婢来到南方重新扎根生长。

此外，得益于西晋时期对于世家大族经济特权的赋予，此刻的门阀氏族依然享有绝对的经济特权。

士族府邸

东晋时期政府赋予这些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相比西晋时期进一步增强，

在官品荫户上规定，西晋一品可以荫15户，东晋时期就高达了40户。这些门阀士族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不断发展私人势力，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不断兼并其他私人土地，同时建造金碧辉煌的宫殿别墅，美其名曰是士族的陶冶情操，实际上却展现了这些特权阶层那种剥削的本质。

《资治通鉴》载："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其实能够真正掌握朝政，并且相互进行政治博弈和联姻关系的就那么几家，所以说从整体上来看东晋的政治环境是非常封闭的。

一方面这些士族垄断选拔官员的途径，东晋官员基本上不出士族范围，另一方面这些门阀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防止新晋势力的渗透，大行"谱牒"之风，严格规定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界限。

建康城

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矛盾的激化

东晋王朝自建立之初，朝政就已经被门阀士族开始把控，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基本上已经被那些广立耳目，朝中势力根深蒂固以及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门阀士族代表所掣肘，一时间皇帝貌似处于傀儡的政治状态当中。

久而久之，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也必然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在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根基未稳，皇帝或许对于士族把控朝政的现象有所保留。

但是待到东晋政权在南方地区的统治稳定之后，皇权的触底反弹现象也必然会出现，由此皇权与士族之间的政治矛盾便会出现并且愈发尖锐，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晋元帝时期，面对王氏家族在朝堂之上一家独大的现象，司马睿自然也是心生不满，对此，

他经常提拔南渡中的北方二等士族加入到官僚集团之内，作为牵制王氏家族政治势力的有力工具。

苏峻之乱

与此同时，司马睿面对王敦拥兵自重的现象也颇为忌惮，他命当时新晋提拔上来的刘隗、戴渊等人，不断征伐当时军事重镇扬州的奴隶为兵作为抵抗王敦的武装势力，并且不断打压王导、王敦的权力。

这就引发了王导和王敦的极为不满，公元322年，拥兵自重的王敦率先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军事政变，王敦军队一路杀到了建康城，元帝迫于压力将戴渊等人处死，王敦随即撤兵。

王敦退兵不久之后晋元帝便病死，明帝即位之后，王敦希望能够趁东晋王朝政权混乱之际取而代之。公元324年，王敦再次起兵造反，不过出兵途中王敦病死，此次叛乱无疾而终，王氏家族也开始走向了衰落。

明帝去世之后，成帝统治时期，东晋又发生了苏峻之乱，叛乱原因也是苏俊和中央皇帝及其士族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被镇压。

《晋书》载："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加前將軍馬雄左衞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羕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羕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

陶侃

评价

东晋政权最为典型的政治形态就是门阀政治，这种由门阀士族不断交替控制朝政的封建政治形态，从一方面来说有利于东晋王朝在日常政务处理和政权治理上的顺利进行，因为这些门阀士族毕竟都是一些高层次人才，他们有着丰富的儒学知识、政治阅历以及和当时复杂南北环境之间纵横捭阖的能力。

但是这种将秦朝以来，封建王朝不断推崇和建设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角色抛置于脑后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发展的一种"变态"。

并且

这种政治上的"变态"现象只不过是短时间的，在封建王朝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君主专制必然会成为政治发展的主流。

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对于南方地区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由门阀士族掌权的现象逐渐成为了当时东晋内部各个士族不断追逐的政治成就，他们以评论朝政和评议人物为己任，总是追求夸夸其谈的政治抱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的浮夸之风。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历史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短暂失控，门阀政治必然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皇权必然会要求得到更强大的政治权力，这样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尖锐，到了南朝时期，庶族力量作为二者的调和剂不断崛起，使得君主专制的政治发展重新回到正轨。

参考文献：《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