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出身，朱元璋应该是中国古代正史皇帝中最卑微的一人。他在贫困的雇农家庭出生，年少时经历了因瘟疫和饥荒所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变。无奈之下，他出家当了和尚，又被迫外出行乞。

身处元末乱世，无论是僧人还是乞丐也难讨生活，在走投无路之下，最终选择参加农民起义军，开启了他传奇的帝王创业之路。

自古凡是能够成功开国的君主，未必都有三头六臂的过人能耐，但他们身上皆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知人善用。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总有一套相应的用人方略。本篇就简单谈谈朱元璋道德教化的思想核心。

一.朱元璋打天下时的用人策略

1．爱护士卒

朱元璋刚加入了红巾军统帅之一的郭子兴队伍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护卫亲兵，凭借着胆识、机智以及英勇的战斗作风，他很快得到了赏识和提拔。

由于从小经历贫苦的生活，朱元璋对部下的士兵非常爱护，拿他们当兄弟一般对待，常常将因功所得到的奖赏分发给他们，因此得到士兵们普遍的爱戴与支持。

虽然屡立战功，但朱元璋为人低调，不向人前夸口。一次，郭子兴派他去统率一个地区的义军，并给了他一道手令，大意是让该地区的义军将领们听从朱元璋的调遣。

朱元璋抵达目的地后会见了当地的义军将领，但他并没有急于出示郭帅的手令，而是坐在下首位与诸将领一同议事。

他对战事的见解让将领们惊叹，又出色地完成了当地防御工事的构建，令同僚们相形见绌。到了这个时候朱元璋才出示郭子兴的手令，众人皆心悦诚服。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率本部向南发展。在漫长的军旅岁月中，他待人以恩，处事凭理，真正地与将士们打成一片，获得了广泛的拥护。这是他日后能够成就帝业的重要基础。

2．保护百姓

各地的红巾军虽说都是反元的武装力量，但因为派系林立，缺乏统一指挥，最后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势力。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加上义军大多是穷苦人家入伍，一旦掌握武装，就开始贪恋财物，大肆劫掠、屠杀富豪乡绅。

受到义军威胁的地主阶层不甘坐以待毙，纷纷组织乡勇协助官军“平叛”，给各路义军队伍造成沉重的打击。

朱元璋领军时非常注重军纪，严禁将士劫掠百姓和滥杀无辜，他的队伍所到之处都有不错的口碑。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抵抗义军的地方豪强势力存在，于是采取向他们示好并寻求合作。

很多地方势力的代表都是汉人，平日受到种族压迫的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元朝的统治，组团打义军无非是为了自保。当他们看到朱元璋的队伍与匪盗有别，且元朝气数将尽，便接受合作的事宜，转而支持、资助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

3．寻才访贤

人才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处于乱世的朱元璋深明这个道理。他随军队辗转作战，四处奔波，但每到一处总要寻访贤才。满腹经纶的学者，享有盛名的贤达都是他拜访的对象。而且在访问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亲自前往，礼贤下士，虚心问道，留下了敬才、爱才的美名。

正因为此，他得到像李长善、冯国用、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等等有才之士的相助和归附。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明朝的帝业建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不滥杀无辜，不伤害百姓，加强军队纪律等意见就是李长善和刘伯温提出的；而朱升则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倡导者。

二．明朝建立后的官僚体制构建

1．广泛招贤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内战，朱元璋不仅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还平定了大江南北的各路军阀割据势力，一个统一的皇朝由此建立。

建国以后，明朝面对着前朝留下的烂摊子，困难是来自多方面的。如何从战后废墟中重建，恢复和发展经济，从而安定民心，是新政权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要做到由乱而治，就需要重新构建行政管理体系，在当时而言，就是官僚体系。但由于战乱，原有元朝的官员死散居多，新政权的官员虽由朱元璋队伍中的功臣来担任，但人数远远不够。

于是朱元璋想了两个法子应对，一个是“粮长制”，二是“招贤令”。所谓粮长制，就是在一个地区指定一个土地最多或纳税最多的人为粮长，由他负责该地区的粮税征收和转运。同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求贤诏，凡有才学、有治理能力的人都可以应征。

不论是粮长还是贤达，朱元璋都会安排他们来南京接见，与他们交谈，发现合适的人便授予官职。明政府过渡时期的官员很多都源于这两种方式任命。

2．重开科考

科举取士历来是朝廷招纳人才的重要途径。元朝中期也开科考，但受限于种族歧视，很多有学之士得不到重用，他们甚至选择弃考来抵制，元末乱世科考更是停滞。明建国不久，基于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恢复了科举这项传统的取士制度，并将其作为入仕的正途。

《明史》记载洪武三年有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由此，官员体制和人才选拔过渡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时代。一时间，想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的人蜂拥而来，以致明朝早期的科举实行了扩招政策。开科考之举为明朝的官僚体制提供了人才的保障基础。

3．改组行政机构

明朝的开国元勋们多官居显位，他们当中有些人忘却了之前革命的初衷，重蹈元朝贪腐的节奏。

不仅如此，更有甚者拉帮结派，朋党营私，宰相胡惟庸就是个典型。这种状况严重威胁到新生明皇朝的根基。朱元璋当然不会任由这个情况泛滥，他痛下杀手，以极刑处决了胡相，并连坐了一大批人。

光是杀一儆百还不够，应该从制度上予以杜绝，这应该是朱元璋多次自问之后的感悟，他的对策就是将皇帝的中央集权最大化。明朝开国的政体是仿制元朝的，中央有中书省，由宰相负责；掌控地方有行省，行省向中书省负责。

政改之后，中书省被撤销，其下属的六部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行省也拆分成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行政、司法和军事。各司长官也都向皇帝负责。

由此，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对于加强统治固然有利，但也衍生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千头万绪的政务皇帝一人根本处理不过来。

于是朱元璋又想了一个办法，他从五、六品的文官当中选出一些文才出众，办事能力强的人进入内廷协助处理政事。这些人美其名曰“大学士”，前面还加上武英殿、文渊阁等宫殿名号，因为办公地点在宫内，又统称内阁。内阁制从此一直延续到清末。

三．朱元璋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

1．兴学办校

在明朝建国前夕，朱元璋就已经意识到了德化教育对专制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在打下应天府之后，他便开始着手兴建教育机构。从国家最高一级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再到最基层的社学，层层递进。

但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明朝的教育机构使用国家指定的统一教材，例如朱元璋曾要求对《孟子节文》一书进行编撰，对于那些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内容进行了大量删改。政府虽然有官学，但民间也有私学、私塾（后社学亦有民办），如何确保私民办学校的教学与官方一致呢？

关键还是在科举考试，科举考题的内容出自儒学的四书五经，不得参杂其他见解，答卷文章的体裁和格式也要遵从特定的要求，不按要求答题便与进学无缘，后世称为“八股文”，沿用至清末。这样做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进而巩固皇朝统治。

2．尊孔

既然朱元璋选择了儒学作为他推广德化教育的工具，那么对于儒家学派的至圣先师-孔子，他是十分崇敬的。明朝刚建立不久，朱元璋即下诏在国子监举行祭祀孔子的活动。同时孔子的后人也被赐予世袭的公爵，而且官居显位。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诏大范围祭祀孔子，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遵循一套祭奠孔子的规范，其中就要求祭孔应由地方主官来做主祭。

同年，在新的国学馆建成后，朱元璋亲自拜谒孔子。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在国子监孔庙的改建中亲自规划。以上种种现象说明，朱元璋对尊孔这件事很上心。而在尊孔的背后可以看到朱元璋希望通过尊孔崇儒来表达广施仁政与德政。

结语

作为一个皇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他的事业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着“人”来展开。比如对自己的部下是爱护加纪律，打造一支忠诚而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对百姓施以仁政，获得了广泛性的拥护；对人才诸多礼敬，奠定了皇朝的基础。

建国后，又在文化思想领域围绕着“德”来做文章，办学校，开科举，尊孔儒，建立一套道德标准，令万民臣服，以维系其高度集权的专政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