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家，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就也颇为相似，王安石主持变法，让北宋暂时渡过了因为“宋夏战争”失败带来的经济危机。张居正主持变法，加强了明朝的中央统治，稳定了国内局势。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有功于国的政治家，最后结局却都不是很好。很多人将宋朝的衰败归咎于王安石，而将明朝的糜烂归咎于张居正。

那么，明明两个主持变法的国家功臣，为何最后都成了“背锅侠”呢？

说王安石导致北宋加速灭亡，张居正导致明朝后期政局糜烂，虽然从历史评价上说，对这两人不公平，但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王安石张居正之所以成为背锅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变法最终都失败了。

事实上历史上与他们相似的例子，还有秦朝时期的商鞅，商鞅虽然死得惨，但那是国君为了平息权贵的怒火，在政治上并没有否定他，换句话说，大多数人还是认可秦朝的兴盛，与商鞅有着很大关系的。

但是，王安石和张居正却没有这个待遇，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死后，曾经主持的变法没有了强势的皇帝推行，从而被彻底废除，甚至矫枉过正。

这种变法的失败，导致王朝原本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更重要的是变法的过程之中造成了既得利益者对王朝的离心力，而变法失败则意味着这些离心力并没有消失。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崇祯皇帝走到末路时，朝中大臣都很有钱但是不愿意为国分忧的现象，其根本就在于张居正在变法之中得罪了权贵阶层，让权贵阶层形成了离心力，不把国家当成自己的根基。

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为矫枉过正更加突出了，同时代表国家权贵阶层的上层却失去了对帝国的离心力，这个国家当然要迅速的走向灭亡。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说他两人导致国家加速衰落，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也许在客观上确实加速了宋朝和明朝的衰落，但把王朝败落的责任归结于他们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

而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根本当然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和张居正的改革，最终都伤害的是权贵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既得利益者往往代表的就是权贵，是话语权。

说白了，就是王安石和张居正得罪了乡绅读书人，而这些人在以后的朝代之中，还是读书做官的。人的立场决定人的思维和说法，这些人自己站在乡绅的立场上，那么对于损害到他们利益的变法者，当然不会支持，会想各种办法来抹黑。

而在封建时代，抹黑一个臣子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把它说成是祸国殃民的奸臣，权臣。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安石和张居正之所以成了“背锅侠”，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而被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刻意抹黑的缘故。

而这些人之所以抹黑王安石和张居正，当然是为了警示后人，不想再出现一个这样损害自己利益的宰相。

中国两年前的封建历史，王朝不断更迭，最终导致其灭亡的，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因素：土地关系。

宋朝和明朝的灭亡也同样如此，看上去宋朝好像是被外族给打败的，明朝则是先被农民起义打败，然后又被外族打败的，但实际上归根到底，他们都是被土地关系打败的。

宋朝和明朝刚建立的时候，面对的外地比建立之前更加强大，宋朝建立时辽国也正强大，而明朝干脆就是要打败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元朝才能建立，这两个敌人，都不比后来的金朝与清朝更弱。

之所以前期能够稳稳的立国，而后期却国破家亡，根本就在于国内的情况。直白一点说就是国家核心凝聚力的强大与否。

老百姓愿不愿意为你这个国家出力，有没有力量为国家出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而结果是，到了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的时候，老百姓饭都吃不起了，只能反抗地主阶层的统治，更别提给国家出力的事情了。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豪门大族大肆的兼并土地，导致土地向权贵阶层集中，老百姓抵御风险的能力迅速降级直至消失，当面临危险的时候，根本没有自救的机会，只能踏上造反的道路。

张居正和王安石的改革，说白了就是改变这种现象，是把土地重新的掌握到国家手中，阻击兼并，给老百姓更多的抗风险的能力。这只会增加国家凝聚力，不会导致国家衰落。

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他们的政策在施行了一半之后被废除了，地主阶层大肆反扑，所以才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因此真正造成王朝衰落的，是那些地主和权贵阶层，王安石和张居正只是导致他们更变本加厉而已。

一个警察去抓了罪犯，但后来这个罪犯因为走关系又跑了出来，并且他还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自己只要维持好这个“关系”，就不必害怕警察。那么这样以来，等于给了这个罪犯一个大胆犯罪的理由，反正没有人能动他。

但你能把责任归咎于这个抓人的警察吗？抓人是他的职业，而且确实是正义的事情啊，错的恰恰是形成这种不正常的的氛围的社会。

放到王安石和张居正身上也是一样，虽然确实是他们的改革加速了社会分裂衰落的过程，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他们，而是在于那些时宋朝和明朝社会问题严重的既得利益者们，这就正如警察没有抓住坏人，反而让给坏人更加变本加厉一样，错的是坏人，不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