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讯不甚发达、文化传播较为迟缓的早年，藏书家出现得早晚与多寡，乃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兴盛程度的标尺之一。因此，准确判定孰为天津最早的藏书家，对研究天津文化史来说，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那么，谁是天津最早的藏书家呢？似乎应推张霖、张坦父子。

张霖是康熙年间“富甲三津”的大官僚与大盐商，在津创构了遂闲堂、问津园等园林，并与堂弟张霔、儿子张坦于中款接南北名流，招引国内著名文人赵执信、吴雯、洪昇、石涛等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同时还将黄谦、梁洪、龙震等一批本土文士首度做了团体性聚合，推促天津第一次出现文化勃兴。其子张坦，乃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曾分别拜两大诗坛领袖王士祯与赵执信为师，《天津县志》谓其“性嗜学，于书无不读，博览搜讨，叩之立应”。

既有财力，复多堂榭，又喜博览，这些无疑已构成张氏成为藏书家的重要条件。只是，旧时史志对其家只有“法书名画，充溢栋宇”之记载，未道及藏书情况。不过，通过寻绎张坦及其宾客诗集中的一些零星诗句，还是能够明显看出，他家的藏书量确实不少。

张坦作有《遂闲堂十首》。据诗前之序，知该组诗为遂闲堂刚落成时张坦敬献乃父之作，诗中道及自家藏书的句子，共有四处：一是“阁上拥缥缃”；二是“碧纱拥万书”；三是“把书糜不有”；四为“典籍为网罟”。“缥缃”，是古人对书卷之代称，因旧时常以淡青（缥）、浅黄（缃）丝帛为书衣，故名；“碧纱”，即碧纱橱，指书房隔断；“网罟”，为网罗搜纳之意；“糜不有”也就是无不有，乃言书类之繁全。在一组诗中，张坦如此频频言及自家藏书，足见他对藏书是如何看重与喜爱。

此外，还可举出问津园宾客吴雯《柬逸峰孝廉》一诗。这首诗是吴氏写给张坦（字逸峰）的，内有“履阁藏书一万卷，今古纷纭自凌缅”和“昨日相过深下帘，心爱锦轴排牙签”之句。“履阁”，指的是张坦的书斋（其有《履阁诗集》）；“牙签”，系在书卷上作为标识，以便翻检的牙骨等制成的签牌，亦为书卷代称。吴雯到张坦书斋观其藏书，张坦要下帘遮阳，以避其光投晒，此细节，反映出主人对藏书是如何精心呵护。也是在这首诗中，吴雯还以“君家藏书称最多”之句，感叹其藏书之丰，并将之与江南著名的黄氏千倾堂藏书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在吴氏看来，沽上张逸峰已完全可以进入国内藏书大家之列。而在此之前，天津还不曾有谁从事过如此规模的藏书活动。

正因如此，笔者才有理由判定：天津最早的藏书家，应推清康熙年间遂闲堂张氏。（缪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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