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由于发动“玄武门之变”而背负上了巨大的精神、道德和舆论的多重压力，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进而能青史留名，必须要在文治武功方面超越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故而不得不在最大限度的压制自己的个性和皇权，小心翼翼、殚精竭虑的处理内政外交，从而实现“贞观之治”，两者之间是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首先，简单的罗列一下百度来的两个词条：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然后逼迫父亲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贞观之治——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之前，太子是李建成，虽然李世民功勋卓著，不过是个藩王的身份，同时，父亲李渊正当盛年，且精明强干，并没有任何昏庸无能的迹象，立李建成为太子不过是遵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而已，算不上特别针对李世民的措施。故而在这种环境之下，李世民依靠掌握的军权攫取了皇权的同时，杀兄杀弟，胁迫父亲退位并软禁之，传统、人伦、法律、道德被他全部颠覆了。

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出现过很多次的所谓“盛世”，而由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特性，皇帝所代表的皇权，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盛世”的缔造，皇帝本身占了70%以上的功劳。比如说，“房谋杜断”，假如龙椅上坐的是崇祯，估计房玄龄和杜如晦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别说什么谋啊断的了！皇帝本身的度量、能力和气度，决定了能否做到从谏如流，臣下的能力才能得到展示和发挥。

背负着巨大精神压力的李世民，执政之时的心态必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深知，如果再加上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恶名，甚至哪怕是轻侮大臣的这些的瑕疵，都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秉笔书史的儒生们会毫不客气的把他与“桀纣”并列。

小心翼翼的心态，极力的自我克制，再加上兢兢业业的处理内政外交军事，换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的同时，也拖垮了唐太宗的身体，早早的走完了生命的旅途，享年不过51岁！

唐皇室没有明显的遗传疾病，唐高祖李渊，先是遭受了儿子之间骨肉相残的痛苦，又被亲生儿子胁迫退位，软禁到死，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69岁（公元566-公元635年）；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在长期被武则天压制的情况下，也活到55岁（公元628-公元683年），并且还极有可能是被武则天毒杀的——以李世民青年时代在戎马生涯中表现出来的身体状况来看，活个六七十岁肯定是没问题的。

唐太宗最终如愿以偿的青史留名，在史学家们的春秋笔法之下，“贞观之治”的光芒彻底完全的掩盖住了“玄武门之变”的劣行，事实被许许多多的后人选择性的无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