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古老的封建礼教制度，这项制度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公羊传·闵公元年》中记载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避讳的对象一共有四类：帝王，长官，圣贤，长辈。这其中，帝王的避讳范围是最大的，规定也是最为严格的。避讳不仅要避这个字，还要避开这个音，否则就是对祖先和君主的大不敬。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开放和思想自由的一个朝代，然而即便是唐朝，也免不了要避讳。比如陶渊明因为名字里有个“渊”字，和唐高祖李渊冲突了，所以世人一度给他改了名字，叫什么都可以，就是名字里不能带“渊”。已经去世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活着的人呢？

当然，李渊的“渊”好歹应用范围不算广，不能用它无伤大雅，但李渊的爷爷李虎的名字，却让唐朝人表示很心累。

李虎是北魏的名将，也是李渊的祖父，李渊建立唐朝后，将祖父李虎也追封为皇帝。李虎一成为大唐的先皇，“虎”这个字就成了百姓们要避讳的了。可是虎字是十分常见的字，生活中应用很广，那遇到当读写虎字的时候，人们怎么办呢？

百姓们很无奈，但也不得不避。所以，在唐朝有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发生，比如说李世民曾打过仗的虎牢关，因为虎字，改成了“武牢关”，成语“管中窥虎”变成了“管中窥豹”，更有甚者连老虎的称号都改了，人们以“大虫”或“猛兽”称呼它。正因为如此，古代不少书籍中都以大虫来指老虎。要是在唐朝，恐怕“下山猛虎”就要变成“下山大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得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了。

总之，初唐时期的人们尽量不写“虎”字，以往是这个字的，要是地名就以“武”代替，要是猛兽就以“兽”代替。这种方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十分别扭，但对于唐朝人来说恐怕是司空见惯的。

除了影响唐朝人对老虎称呼的改变，因为避讳李虎还诞生了中国至今存在的一件物品：马桶。古代没有马桶，但有夜壶，而夜壶有一个别样的称呼：“马子”，这个称呼也是为了避讳“虎字”而来。因为古代的便器本是做成虎的样子，世人皆称为虎子，但李虎是皇帝，你再将便器称为虎子，无异于是当着朱元璋的面喊马皇后“马大脚”，找死。所以，人们就把“虎”改为“马”。

宋朝《云麓漫钞》中有明确的记载：“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讳虎，始改为马。”

所以说，马子这个称呼是为了避李虎的讳对便器的独特称呼，不知怎地，到了后世它莫名其妙成了某种身份的称呼。至于马桶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恐怕也跟这个避讳有关。

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虎”这个字在唐朝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李白的千古名篇《蜀道难》中就有一句“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杜甫的《北征》这首叙事型长诗中也有“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这样的字句。

如果说唐朝人都要避讳“虎”字，为何李白和杜甫不需要呢，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大诗人所以可以有特权？

当然不是，首先避讳制度在唐朝是肯定存在的，“虎”这个字也是避讳的范畴里面，但避讳制度并非漫无边界的“文字狱”，它有着比较详细的规定。

《唐律疏议•职制》中规定：“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辄犯宗庙讳者，合徒三年。……上书若奏事，皆须避宗庙讳。有误犯者，杖八十。若奏事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各笞五十。”

所以，按照唐律，真正需要严格避讳的，是在名字和公文中。若是名字中非要带个“虎”或者是官方公文里出现了“虎”字，那的的确确是违法了，犯了忌讳，需要遭到重罚。至于平时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并不一定要避讳“虎”字。所以李白的“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一句中没有以其它字代替“虎”字，也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杜甫的那首《北征》，不管它是官方文书还是诗歌，文中出现“虎”字都无伤大雅，因为避讳避的是天子七庙，到杜甫写这句的时候，早就不用避讳先帝李虎了。

只不过，唐律即使这样规定，但在文中敢写“虎”字的还是不多，毕竟尽管皇帝给了人们一定的自主权，只让他们在名字和公文中避讳，但动不动写皇帝的名讳，就会有惹怒皇帝的危险，一个不注意就会被翻旧账，所以官员们能避开就尽量就避。小老百姓们连官员都要避讳，更何况皇帝，所以民间大多以别的字将“虎”字替代。

李白和杜甫敢写，是因为名义上确实没有违法，实际上两个人又都不怕，一个性格自傲豪放，一个对皇帝直言敢谏，所以避不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虎”字，就无所谓了。至于两个人官运都不好与没有避讳有没有关系，就无从知晓了。

参考资料：

《云麓漫钞》

《唐律疏议•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