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六月初四，一等毅勇侯、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临危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前，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

“天津教案”对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来说，本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对于曾国藩来说，更是终结其政治生命、道德生命、自然生命的一道催命符。这一点，曾国藩早有预测：

他对运送棺材的路线，书籍、木器、奏折文章的处理，都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可谓“视死如归”。但最重要的，篇幅最多的部分，是对人生经验的概括，对后辈的谆谆教诲。

第一点，修身以“不忮不求”为重。

他将古代圣贤关于修身的千言万语概括为四个字“不忮（zhi，第四声）不求”。

“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这类人，懒惰的自己不去修炼本事，嫉妒的害怕别人有本事，经常出现在事业名声相当、权势地位相等的人之间。“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如果不去掉“忮心”，内心将满是荆棘。

“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这种人，没有得到的时候担心得不到，得到了的时候又担心会失去，经常出现在经手交接货物资财、提拔晋级重用的时候。“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如果不去掉“求心”，胸怀里将天天卑污。

第二点，兴旺由“克勤克俭”所致。

他将国家与家庭兴盛的原因，归纳为四个字：“克勤克俭”。然而他却首先检讨平生，自认为做得很不够：读书没有留下抄写的笔记，当官没有可供收藏的文书；官府中服役的人员、厨房下每天的花费都很奢侈。之所以奢侈，是因为前期在带兵打仗时，军营里的规模场面较为宏阔，仗打完了却没有改过来，加上自己年老多病，又花了很多医药费。

由此，他得出“

第三点，“孝”和“友”是家庭的好兆头。

他不太相信因果报应，因为有的并不太灵验，但他坚信孝、友的立报：“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孝敬和友爱能立马带来好运，反之则很快就遭殃罹祸，这是屡试不爽的。

他希望儿子在他死后：

要像亲爹妈一样侍奉叔父叔母，像手足一样对待堂兄堂弟，鼓励他们上进，规劝他们的不足，让彼此互相促进，各个成功。能从内心深处期望他们能富能贵，多做好事美事善事，为他们默默祈福。

曾国藩的七十世祖曾子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熹解释认为，人到了生命尽头的时候，会反省自己的一生，从而回归生命的本质，因此能说出从善的话。作为“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三条心得，三个层次，各得其理。

先从克服缺点毛病开始，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这也是后两者的基础和根本。人只有先治好病，才谈得上强身健体、养生美颜。然后从国家和家庭的共性层面，强调了辛勤奋斗和节约俭朴的重要。最后从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落脚，回到了家庭教育的本源和初心。在大难面前，事理如此清楚明了，正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真规律。

而且，最关键的，曾国藩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饱含人间温情的叮咛。比如：他要求送自己的灵柩回湖南老家的时候，“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是，还是要麻烦官府安排一些兵勇护送，毕竟，社会还在动荡，居心叵测的仇人还有不少嘛。这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盲目的清高。

他在要求别人的时候，都是先批评自己。如：说到“忮”和“求”的时候，他剖析自己：“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说到“勤”和“俭”，他自责：“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先进行自我批评，表现了自己谦虚、生命不息、整改不止的态度。

在绝命书的最后，曾国藩对于两个弟弟的死，表达了深深的惭愧之情。

从这封书信中可见，其不管是为父为兄，还是为官为学，都可以用古代的一个字概括：

“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