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到明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人们第一想到的大多是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建立大顺农民政权,这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最大成果,虽然最后还是被清军镇压,但其在推动历史的进步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末这场爆发于天启、崇祯年间的农民起义在发展初期时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一.明末农民起义状况
1、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绝非偶然
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明末社会矛盾尖锐、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等各种因素影响下的必然事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相推动,最终催生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首先是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愈演愈烈,使得“靠天吃饭”的古代百姓已经没有办法从土地上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在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下,农民们常常颗粒无收,还要面对朝廷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催征。
不仅如此,由于明中后期土地兼并猖獗,许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成为佃农或者流民。但佃农受地主的压榨,上交完佃租以外,也所剩无几。由此可见明后期百姓在天灾的打击下,生活是何其惨烈。不愿甘心等死的他们,只有走上起义的道路,才有机会活下去!
2、明中后期政府财政崩溃导致起义
军屯被侵占,屯粮减少已不能自给自足,边兵生活也困苦不堪,再加上明后期战事的增多,这就出现了既要士兵打仗,却不能让士兵吃饱的事情。崇祯年间,卢象升在巡视山西边防时就发现士兵大多孱弱,在练武场上审阅军队时,士兵有的没裤子,有的没衣服或鞋袜。
因此,士兵大量逃亡和士兵哗变的现象在明后期频繁发生。早在万历、天启年间,由于与辽东战事频繁,朝廷不断往辽东调兵,但是粮饷却补给不足。明后期开始裁减了多处驿站,而裁减驿站使得陕西、山西以驿站为生的驿卒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原本仰仗驿站的驿兵们本就生存艰难,而裁减驿站无疑是把驿卒推到了绝望的境地,这时他们就不得不反了。是以朝廷欠军饷如此之多,如此之久,安能使边军有力气保家卫国?财政的匮乏也使得朝廷在出现饥荒时,赈济不到位,最终饥民和饥兵在不反抗会死,反抗也许会死的情况下,汇合为明末农民大起义初期的洪流,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
二.农民起义爆发与明朝黑暗分不开
1、社会矛盾艰巨
明中后期的社会矛盾尖锐,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军屯的破坏和边吏边将贪污导致的士兵哗变。这些交织在一起,使得从万历、天启年间就开始出现了农民起义的苗头,这种断断续续的势头发展到崇祯年间时,终于以爆发式的劲头从陕西逐渐发展开来,随着起义军的逐渐壮大,开始向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区行进,最终由陕西地方的农民起义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虽然这时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的农民起义军都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和朝廷军队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但这正揭示着农民起义军在积蓄力量,距推翻崇祯皇帝腐朽的统治已经不远了。
2、各地起义军联合
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九年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初期,这一时期起队伍遍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领袖也数不胜数,他们没有特别以谁为领袖,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在起义军军事活动上互相给予帮助,互相响应。到崇祯九年,随着三十六营势力最强的高迎祥被斩杀,起义军的发展又陷入到了一个低谷时期,但农民起义军并没有就此消亡下去,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各路起义军率众逃窜到深山、偏远地区,躲避官兵的镇压,保存了起义军的力量。
王嘉胤、高迎祥、沈一魁这些类似于明末领袖人物的存在,是明末农民起义初期没有这么轻易地被镇压下去的因素之一,而紫金粱、李自成、张献忠等则是把起义军生命力一直传承了下去,并不断地扩大起义军的活动势力和影响。
2、农民起义军中人员成分复杂
明朝官员没有对起义军给予足够的重视,才使得起义军慢慢发展起来。朝廷剿抚政策的失败,使得起义军有了更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乡绅与起义军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他们或与朝廷联合镇压起义军,或加入起义军来对抗朝廷的黑暗统治。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乡绅们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来考虑的。
此外,在这场封建社会后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明末农民起义又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首先在起义队伍成分复杂,有饥军、饥民、市民和生员。其次是明末农民起义没有像以往农民起义那样借以封建迷信或宗教来号召群众力量,但是起义军的势力却依然在不断壮大,并没有因为官兵的镇压而消弥下去,这正反映了明末人民大众的苦难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甚至不需要封建迷信或宗教的号召就能自发的跟随起义领袖而为自己抗争。
三、李自成的悲剧
1、李自成的性格
李自成冷静、有胆识、心胸开阔、待人诚恳并且知人善任。他善于分析、估计形势,治军极严的军事统帅的才能,目光远大,心有凌云之志,不计个人私愤的政治家的才能。可以说,在作为典型人物的李自成身上,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卓越的才能。从他身上可以领略到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风采。那么,如此优秀的天才的农民革命领袖为何会失败呢?一些学者往往把他的失败归结为某些失策,甚至归结为因大将军刘宗敏夺取了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致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了清朝,并引兵入关而失败。这种把农民起义的失败归结为某种偶然性的解释是反历史主义的。
2、农民起义失败归根农民思想
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处在缓慢的量变过程之中,鸦片战争以前的一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是在这个总的历史范围内爆发的。其最好的结果,就是旧王朝的覆灭、新王朝的诞生。但农民起义军尽管成功了,所建立的依然是封建政权。所以农民革命所追求的目的,只是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它的进步性在于局部性地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使激烈的阶级矛盾以新的形式得以缓和,如相对地减轻剥削量,改变赋税制度,施行相对宽缓的法律等。这种不满现实的改朝换代思想,其核心就是农民领袖思想中的帝王思想。任何农民起义,在初始阶段都代表了不堪忍受阶级剥削和压迫之苦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其斗争矛头是针对封建统治阶级的。
因此,他们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与要求,提出“均贫富”、“均田免税”、“不纳粮”等口号。十分明显,这种口号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反映出农民阶级的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但是,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是以“不合理”的行动,来反对现实的封建秩序,现实的“合理”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是悲剧性的。与农民起义尖锐对立的封建国家政权,必然地以各种方式扑灭革命,镇压起义,这种阶级斗争,具体表现为等级之间的斗争。当统治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强大到彻底消灭农民起义军时,它宁可利用外族统治阶级的力量,甚至甘于让外族统治阶级建立国家政权,维持地方、封建贵族的统治。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少见。当统治阶级依然强大,处于非法地位的农民起义,由于下层百姓中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和正统思想,不可能得到最广大的支持,无法建立广泛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导致失败。即使农民起义能够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它也无法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能够彻底否定掉封建社会的新的生产关系,它只能完完全全地建立封建国家政权。一旦这个封建国家政权建立起来,它的敌对面、否定面,正好是自己曾经所代表的并为之浴血奋斗的农民阶级的利益。这时,在起义初期仅有的、也不多的民主思想、未来的社会理想等,被取得胜利的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自己的领袖给否定掉、扼杀掉了。
对于农民阶级本身来讲,结果仍然是失败,依然是有价值的、美好理想的毁灭。而农民领袖一经成为封建君主,他自身所代表的封建君主身份,也就否定自身原本代表农民的领袖身份。因此,他自身也是悲剧性的。这也就是农民领袖蜕变为统治阶级的悲剧。
结语:
农民起义贯穿了明朝三百多年,明初洪武年间各地便有多次农民起义,明中期更是有浙闽等地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断推动历史进步,表现在封建统治者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对平民百姓做出让步,如改革赋役、兴修水利等,这使得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明后期,吏治的腐败已不可挽回,最终明末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推动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然而,人们通常对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并推翻明王朝着墨较多,重点突出了李自成对于推翻明王朝的贡献,却忽视了明末农民起义初期时,一些起义领袖对明末农民起义发展、壮大所起的作用,这是不妥的。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领袖中的一员,就像农民起义军中并不全是农民是一个道理。
参考文献:
《明经世文编》
《明史》
《明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