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安石传（散文）

李春雷

王安石与秦桧，能够相提并论吗？

当然不能。

但是，在南宋至民国的800多年间，却是如此。彼时的官方和学界，均把两人视为旗鼓相当、不分上下的大奸臣。

最早将这顶帽子送给王安石的人，竟然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他专门做一篇《辩奸论》，明言“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宋理宗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

南宋史学家罗大经的判词是：“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元朝官方编修的《宋史》里，专设“奸臣传”。北宋奸臣，共列出14人。名单里虽然没有王安石，但其中9人赞同或参与变法，不是助手，就是亲信，再就是女婿。王安石，俨然就是奸臣团队的后台老板。

（专家公认，这是最接近本人的画像。或可说，历史上的王安石，就是这个貌相）

这一切，最主要的推手是谁？

宋高宗赵构！

靖康耻，北宋灭；祖庙毁，南宋立。

公元1126年，南宋建立后，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追凶，为北宋灭亡寻找借口。作为徽宗之子和钦宗之弟的赵构，为了掩盖父兄罪责，直接将亡国元凶确定为蔡京。

的确，蔡京当国十多年，欺上压下，昏招多多。

蔡京缘何走上高位？

追根溯源，居然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以舍我其谁的政治胆略、敏锐如针的经济眼光、峻峭高洁的个人品格，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由于受到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富弼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不得不重用和提拔一批政治新秀。于是，蔡确、吕惠卿、章惇、蔡京等人脱颖而出。

客观地说，这些人无论有什么缺陷，但在推进变法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纵然阻力重重，尽管问题不少，变法成果不容置疑。

史籍记载，神宗后期至哲宗执政期间，北宋国库最为充裕。特别是军事上也取得突破：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作战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

此时的王安石，虽然颇有争议，朝廷上下却是罕见的高评。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次年便受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特别是去世后，朝廷破例授予特殊谥号“文”，并配享神宗庙廷和孔庙。

有人曾比较“文”与“文正”孰高下。综合当时背景，一眼便知。

时值宋哲宗刚刚执政，力推新法，并对保守派全面压制。去世8年的司马光被削除赠谥，而司马光的谥号，便是“文正”。另外，在此前后，王安石去世的儿子王雱和女婿蔡卞，一个破例配享神宗庙庭，一个破格授谥“文正”。还有一个佐证：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大倡儒学，将朱熹奉为孔子之后第一人。朱熹谥号，也是“文”。

所以，对于王安石，宋徽宗时代的评价仍是至高无上。

但是，转折也正在此时。

其实，北宋灭亡，首要原因是宋徽宗主导的“联金灭辽”战略失误，其二是军力羸弱的战术失误。虽然蔡京腐败，惹发民怨，但并非根本。况且，蔡京拜相时，王安石已辞相35年。时势之变，人心之变，必然之变，偶然之变，岂可简单推定。

又有人曰，北宋亡于党争，而党争之源，便是王安石变法。

此言差矣。

北宋立国之后，抑武重文，士大夫治天下。文人纷争，自古皆然。北宋党争，由来已久。年长王安石14岁的欧阳修，有感于斯，曾于1048年作名篇《朋党论》，谴责当时的党争之烈。而此时，王安石刚刚就任鄞县知县，尚无资格参加党争。

客观地说，王安石之不幸，在于赶上了一个不幸的时代。他去世后40年，北宋灭亡。虽然蔡京被认定为“替罪羊”，但似乎份量仍嫌不足，而他与王安石又确实存在着特殊关系：本人不仅是王安石的拥趸，其弟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于是，王安石便成为不幸的原罪。

靖康元年（1126年），赵构下诏重修前朝史书，要求“直书安石之罪”，并明言“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黻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1197年，宋孝宗将王安石儿子牌位逐出神宗庙庭；1244年，宋理宗将王安石牌位移出孔庙。

紧接着，恶评如潮。

朱熹评说王安石变法：“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杨慎认为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又曰：“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者。”

《宋史》最为沉重。虽未冠名奸臣，但“王安石传”中文字，基本将其污化。尤其最后一句：“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此后800年，王安石深深埋冤。

呜呼，王安石；悲哉，王荆公。

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康梁变法，民主共和，大部分史家站在文明和世界高度，才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意义，才逐渐认识到王安石的一片丹心。

这是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只是现实没有给他环境，时代没有给他机会。

曾有历史学家评说，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社会进步将提前几百年。

可惜，中华不幸，错失良机。

的确，王安石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奇才。变法虽然失败，但其立身极正，即便是敌手，除了政见不同，也无可攻讦，因为他私德无亏。其文章，更是如此，被列为“唐宋八大家”。

与他同时代的英杰们相比，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有胸怀，有才学，有节操，但缺乏大智慧、大勇气、大担当。

这正是王安石超出他们的原因。

或许，他只是缺少对现实复杂性的理解和操控。但，这是自古以来所有政治家永远面对的难题。

梁启超叹曰:“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去年十月，我在抚州采风，专程拜谒王安石。

王安石纪念园内，树木葱茏，百花安眠。看着眼前宁静祥和、香氛袅袅的时空，想象着历史长河中曾经的惊涛骇浪，不禁仰天长叹。

人生皆是旅行，唯有天地永恒。无私无畏无愧，天佑中华文明。

（发表于《今晚报》202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