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匈奴人口数量可以从四个时期进行考察：分别为冒顿单于时期、伊稚斜单于时期、五单于内战时期、呼韩邪单于附汉时期。冒顿单于时期是匈奴政权建立和崛起的时期。

由于《史记》和《汉书》中有关于白登之战兵员的记载，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匈奴人口数量的研究较多。

在白登之战后，匈奴政权在汉匈关系当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匈奴人口稳步发展，人口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至伊稚斜单于时期，汉武帝一改高、惠、文、景四代的防守策略，主动出击匈奴。数十年的战争也使得匈奴人口大量减少，五单于混战后，匈奴人口急剧减少，呼韩邪单于附汉后，这一情形才逐渐扭转。

冒顿单于作为匈奴崛起的关键人物，一直是匈奴史研究的热点。之前史学界对西汉时期匈奴人口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对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研究。

传世文献中对白登之战的记载，存在着诸多的疑点，白登之战中冒顿单于所率领的实际兵力，应不足30余万。

第一，有学者指出，以现今白登山的地理条件来看，无法容纳两方60余万的兵员数量。更何况西汉政府若想供给如此之多的以步兵为主的兵员，其所需要的后勤力量是西汉政府难以承受的。

第二，虽然有学者认为，白登之战实际的交战地点在今采凉山，而非其支脉白登山。但无论如何，西汉如此多的步兵，其后勤补给必然十分繁重，恐难支撑32万兵员的数字。

第三，白登之战发生于汉高祖七年冬，此时汉高祖刚刚统一天下，而冒顿单于也刚刚统一北方，并且使得“匈奴贵人大臣皆服”。在此情形下，匈奴单于很难动员如此多的兵员参与白登之战。

其四，汉高祖此次出兵，其意图本为征讨韩王信，而并非针对匈奴而来，在打败韩王信后，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选择进攻匈奴。这从汉高祖曾派“使者十来辈”去侦察匈奴的状况可看出，汉高祖对于是否选择继续进攻匈奴是存有疑虑的。

诚然，汉高祖在起兵之初，应该知道韩王信与匈奴有所勾结。但在晋阳击败韩王信与左贤王的联军后，维护边疆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继续进攻匈奴并非必然的选择。

倘若以韩王信为第一征讨目标，显然不需要出动步骑三十二万。并且，在《罢兵赐复诏》后，动员如此多的兵员是十分困难的，给帝国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难以承受的。

除了前文列举的四点原因外，汉匈间的大规模战争同样不符合匈奴政权的利益。

对于西汉政权来说，和亲政策有利于边防的稳定，进而有利于国家战乱后的恢复。于匈奴而言，冒顿单于继位后，首先是大规模的对外入侵，逐步统一北方。

其次，是稳固其统治，镇压来自周边民族与匈奴族内部的反叛力量。因此，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的国策首先应该是稳固其国内的统治，其次是对汉采取示威的政策，保持军事上的压力，从而通过和亲与关市获得其必要的物资。

大规模的入侵汉朝绝非其所愿。冒顿单于的统治压力包括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史记》记载，其东灭东胡王，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服屈射，丁零等。

由于匈奴以暴力征服这些周边民族，这些民族多多少少都有反叛的念头，并非完全臣服。在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匈奴势衰后，此时包括乌孙，丁零，乌桓等族，都曾对匈奴有过报复行为，乌桓更是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

对于匈奴政权而言，无论是劫掠、和亲还是关市贸易，只要能满足其生活所需即可。这一点在汉景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中得到了印证。

在景帝时期，汉匈关市开放，匈奴政权已无需通过军事掠夺来掠取汉地的资源。因此，景帝一代，匈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入侵，只有在七国之乱时，曾与赵王勾结，但最终也未出兵。

汉景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也证明了，相较于侵汉所获，由和亲带来的岁赐以及关市交易实际上可以让匈奴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关市所得足以满足其需求，也因此不用再付诸战争手段。

另外，在匈奴强大以前，还从未有游牧民族能够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固政权。战国时期由白狄所建立的中山国，其国土面积较小，存在时间也很短，无法与周围的赵、魏、齐等诸侯国相抗衡。

白登之战中，单于阏氏所言：“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对于冒顿单于来说，维护其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是第一要务。

这其中包括对内部贵族的镇压以及对周边被征服民族的管理。相较而言，通过军事威胁汉王朝，是更为高效的一种获得各种生产生活所必须的资源方式。

事实证明，在双方互通关市后，匈奴也不再有大规模入侵的行为。即使是在七国之乱时期，匈奴都未真正出兵以牟取利益。因此，《史记》和《汉书》关于白登之战中匈奴兵员数量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除了白登之战中对匈奴兵员数量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中还有一条记载：“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史记》的这一段记载实际上是对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政权的发展做了一个总体上的论述。从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扩张的历程来看，直至汉文帝初期右贤王征服河西地区的大月氏，冒顿单于的势力才达到鼎盛。

并且，前文也指出，匈奴早期并无文字，冒顿单于时期也没有具体的兵员统计。因此，“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很有可能是匈奴后代所追述的冒顿单于鼎盛时期的兵员数量，而并非汉初匈奴兵员的实际数量。

用这则材料来计算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数量是不合适的。由于与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数量相关的两条记载可信度都较低，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数量仍需通过其他办法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