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中旬，急如星火的军情频频传入京城：自七月十一日起，瓦剌骑兵分道入寇，也先部对山西大同发起猛攻，阵斩明军大同右参将吴诰；与此同时，瓦剌军阿剌知院部入侵宣府，兵围赤城；脱脱不花汗进犯辽东；甘州也遭到蒙古骑兵袭击。虽然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瓦剌军队大举入寇的情报不时由边塞传入北京，但多是虚虚实实琢磨不定，来时如一阵疾风，边地劫掠一番后又退回漠北消失无踪，久而久之，大明朝的官员们被搞得神经疲惫，英宗皇帝也不太当回事。但这次的确不同，瓦剌大军来势汹汹，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明帝国的边塞防线似有崩溃之危。

尽管军情紧急，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朱祁镇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最依赖和信任的“先生”王振告诉他，瓦剌不足为惧，只要皇上率大军亲征，平定也先之乱易如反掌。

这一天朱祁镇也等待了太久，两天后，踌躇满志的英宗召集朝臣并告诉他们自己已决定御驾亲征，率大军荡平瓦剌。听闻此消息的朝臣惊愕无比，谁能想到皇帝亲征如此重大之事，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仓促决定？可英宗与王振底气十足，毕竟这不是正统朝的第一场战争，就在一年前，打了近十年的麓川之役以双方签订盟约的形式告终，英宗与王振将之视为帝国的胜利。

仓促间决议亲征

正统十三年（1448）春，朝廷上下沉醉在征伐麓川大捷的气氛中，大概没有人还记得刘球八年前的预言：

“麓川荒远偏隅，即叛服不足为中国轻。而脱欢、也先并吞诸部，侵扰边境，议者释豺狼攻犬豕，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患上也。”

刘球不幸言中，麓川之役使明军劳师远征，长年作战，极大地耗损了帝国的综合国力，而就在明帝国一次次向西南增兵的这些年，北部瓦剌部的枭雄也先乘势崛起。早在宣德年间，也先的父亲脱欢就开始对各部进行兼并战争，蒙古两大强大部族瓦剌、鞑靼部众皆归属于脱欢麾下。脱欢于正统四年（1439）病死后，其子也先嗣立，自称“太师淮王”，其能力与野心都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趁明朝大举对西南用兵无暇北顾之际，迅速发展扩张，联合沙洲、赤斤蒙古诸卫，并在正统九年（1444）公开宣布建立甘肃行省，并给当地诸部首领授予职衔，大有与大明分庭抗礼之势。正统十年（1445）发兵攻打哈密卫并将其控制，次年又率兵东进，攻打兀良哈三卫，此三卫于正统九年（1444）被明军征伐过，人心本不向着大明，因此很快就倒向也先，充当其先锋。随后也先又“破兀良哈，胁朝鲜”。对于也先扩张，英宗无暇调兵征伐，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坐视着继元帝国瓦解之后，大漠之上又兴起一个蒙古贵族建立的政权崛起壮大。

自正统九年以来，也先诸部寇边次数越来越频繁，但英宗朱祁镇的对策却趋于消极，这当然与朝廷重兵南征麓川有很大关系。到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巡抚大同宣府的右副都御史罗亨信等人就上奏说也先屡次寇边骚扰之事，并认为其驻地不远，恐怕有伺机为患之意，主张加强守备。然而明英宗批复却认为蒙古军已撤去，没必要小题大做。没过多久，大同左参将都督佥事石亨也拉响警报，他上书称：“也先屡犯边，及秋尤可虑。”又一次为明王朝拉响警钟。

种种迹象表明，也先已不是单纯寇边劫掠，大举犯边已是必然。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又发生一件事，锦衣卫指挥使吴良出使瓦剌时忽然被也先扣留，在被扣期间吴良发现也先在积极备战，蒙古诸部正进行战争动员，必是要兴起大规模战事，于是秘密派人逃回北京密报，说本年初秋蒙古诸部将大举进犯，应早作防范。

果不其然，到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十七日，朝廷得知瓦剌将犯大同的消息，证明吴良年初给的情报十分准确。英宗令太保成国公朱勇挑选马步精锐45000人分别开赴大同和宣府防御。到了七月，瓦剌骑兵分道大举入寇，大同、宣府、辽东等地硝烟四起，参将吴诰战死，北地局势日益紧张，大明帝国建国以来从未遇到如此严峻之局势，无论是朱祁镇还是王振都已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正如本文开篇的一幕，前线战事急如星火，朝臣惊慌失措之际，内廷忽然传出圣上决议亲征之旨意。亲征乃国之大事，况且当下也先势头正旺，短短两天就仓促决议亲征简直如同儿戏，朝中但凡有点清醒的大臣都知道此举太过轻率，很快由吏部尚书王直牵头，廷臣合章劝谏，提醒英宗“且兵凶器，战事危，古之圣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

面对群臣苦口婆心、入情入理之劝谏，英宗回答同样铿锵有力，表现得颇有英雄风范，他说：

“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逆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征率大兵以剿之。”

谁是第一责任人？

亲征的决议雷打不动，究竟是什么给了“大明战神”朱祁镇如此强硬的底气呢？《明史·宦官一》中对英宗亲征一事表述为太监王振“挟帝亲征”，这个“挟”字用得很妙，有挟持、裹挟之意，也就是说亲征一事是王振的意思，英宗为其所裹挟。此说最早也是亲历者李贤著述：

“权臣（王振）不与大臣议，挟天子率师亲征，百官上章恳留，不从，迫促而行。”

看到了吧，亲历者都说是王振这个死太监又“挟”又“迫”，促成了亲征，遂有土木之变。这样一来，主要第一责任人就不是英宗而是王振了。可事实上，王振“挟帝”之说经不起推敲。首先，王振虽是明朝第一代权阉，但在制度上已决定了明代宦官受制于皇权，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其次，正统十四年（1449）时，英宗已经22岁，不是小孩子了，况且皇权未曾旁落，如果他本人不愿意亲征，谁人又能“挟”之？关于这个问题，《明实录》中的表述就客观多了：

“车驾发京师亲征，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

归根结底，亲征还是明英宗自己的意愿，加上他极度依赖和信任的王振在他耳边大忽悠、大怂恿，最终促成亲征之举。在决议过程中，王振的确有重大责任，但第一责任人仍是明英宗朱祁镇！从个人角度分析，22岁的明英宗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龄。大明朝以武立国，英宗的祖辈、父辈都曾策马扬鞭征战沙场，建立赫赫战功，这对于一个22岁的青年皇帝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朱祁镇年幼时，其父朱瞻基曾问他：“敢有干扰国家法纪犯上作乱的，敢不敢亲帅六师至讨？”小朱祁镇回答坚定而果断：“敢！”如今瓦剌犯边，面对群臣劝谏，英宗对大臣那番激扬澎湃的回复大致也是肺腑之言。

有一说一，皇帝亲征之举本身不能说是错误，只是英宗这次亲征是在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不知彼不知己的情况下，好大喜功，凭一时意气的轻率决定，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这是不负责、不合格的表现，对整个帝国更无异于灭顶之灾。或曰英宗年少轻狂尚可理解，为何老谋深算的王振也极力怂恿促成亲征？这就涉及更复杂的因素，整个正统时期，每当遇到民变、边患时，王振始终是坚决的主战派，很重要的原因是宦官“专征”之权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张，每有战事就是宦官监军，建立战功之机，有益于司礼监巩固自身地位。此外虽然打仗劳民伤财，但此前的战争皆是以“大捷”告终，尤其是长达十年的麓川之战的胜利，也难免让王振膨胀。王振个人自幼深居宫中，精于权谋却不知掌兵，而以往经验告诉他，只要主战就能打，只要打就能赢，赢了就能升级长经验，就和挂机刷怪一样轻松。况且此次亲征是调集六军，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一旦平定瓦剌之乱，无疑能让王振的地位更为巩固，这种低风险高回报的赌局，当然要搏一搏。

总体而言，无论是明英宗还是王振，都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低估了瓦剌的实力，正是对时局的误判导致土木堡惨败。

亲征带了多少军队

当然，无论统帅必胜的意志多么坚强，能否打赢一场战争，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军队。军队的多寡也往往是打一场仗的底气所在。那么明英宗亲征时，明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亲征军队人数多达50万人，而也先的瓦剌军队仅有2万，土木堡一役，瓦剌以2万破明军50万，堪称以少胜多的奇迹。不过奇怪的是，在《英宗实录》中并无此次亲征的具体人数记载，后来清修《明史》也没有记载亲征军人数。谈迁的《国榷》记载为军队与随行的非战斗人员共50万。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则直接写“官军五十万”，也就是明军50万人的主要依据。

那么关于明军人数说法有没有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呢？还真有两位英宗在位时期的官员留下记录。一位土木堡亲历者李贤，他在《古穰杂录》中记载土木堡之役，明军“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也就是说明军一共有二十余万。另一位则是天顺年间的翰林学士刘定之，他根据自己见闻与收集的资料，在其著《否泰录》中记载“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这两种记载都能算第一手资料，数字却相差一倍，加上带有“私属”一词，使得军队的人数更加模糊化。至于第三方史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则记载“七月十七日，皇帝领兵八万亲征”。

50万、20多万、8万，相差甚大，究竟哪一个数据最为可信？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亲征明英宗所带军队主要是京营战兵，从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来反推，英宗几乎带走全部京营部队，因此正统年间京营人数也是亲征军数量的重要参考指标。京营有多少战兵？永乐迁都北京后，设立京营七十二卫，以一卫所理论满额兵员5600人计算，七十二卫的理论满额兵员则为403200人，加上畿内地区约50个卫所，大约二十余万人，整个京营满额人数约在五六十万人。

从纸面上看，明英宗亲征带五十万军队也不无可能。但要清楚，这账面上的五六十万人并非全为战兵。根据明代耕战一体的屯田制度，卫所兵分守军与屯军，其中屯军占大多数，这些人平时耕作，战时作战，但战力较低，逃亡率高。另一部分则是守军，这些部队不用屯田，更像职业军人。明成祖建立的京师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的兵员，主要就从京卫抽调人员进行训练而成。

自宣德年间以来，卫所军士逃亡现象严重，即使是京营也出现严重缺额。据《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1430）十二月，成国公朱勇曾说：“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地备御，今五军总有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按每军2万人算，五军营满额10万人，而宣德五年只剩下5.7万人，近乎缺额一半。针对这一问题，明宣宗还下令从京畿各卫所挑选10万人到五军营进行训练。

据《英宗实录》记载，到了正统元年，京营缺额问题更严重，京卫选操官军竟然只有十万人，加上班军8万人（宣德年间确定的“班军制度”，春秋两季，分别征调京城附近各省兵员到京师备操），可调用的战兵大约在18万左右。假设正统十四年（1449）京营战兵也是这一数据，那么在也先大举寇边之后，英宗令成国公朱勇选京营4.5万人前往大同，剩下的人数则在14万左右。加上锦衣卫等亲军，英宗亲征之时，明帝国京营人数应该在15万至16万，真实人数应该大致介于《古穰杂录》和《李朝实录》的数据之间，至多不会超过20万，最少也不少于8万。

七月十五日，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奉命监国留守京师，驸马都尉焦敬辅政，自己则亲率十余万大军备齐粮草辎重，准备出师迎敌。除了英宗与王振，还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数十位勋贵重臣皆随驾从征。此次亲征声势浩大，英宗踌躇满志，王振志在必得，而他们将要面对的敌人瓦剌，真的只有区区2万人马吗？

瓦剌军仅2万人之说也源自刘定之的记载，并多被后世沿用。虽然除了《否泰录》之外，鲜有史料确切记录此次进犯的瓦剌军具体数据，但如前文所述，早在正统十四年初，朝廷就已得到关于也先在进行战争动员，准备秋季大举入侵的奏报。从后来形势发展来看，奏报属实。那么也先经过半年动员，所用兵力怎么可能仅有区区2万人？再者，至七月大举进犯以来，大同、宣府至辽东等多地同时遭到瓦剌军凶猛攻击，这种多线凶猛攻势2万人很难实现。晚明官员叶向高在《四夷考》中记载土木堡之役前夕，也先尽发其所部犯边，也从侧面否定了2万人之说。从瓦剌动员能力、犯边战线和攻势规模几个方面推断，瓦剌兵力与明军不会有太大的悬殊。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龙旗飞舞，大军开拔，明英宗怀着他多年的戎马英雄梦，剑锋直指西北。与此同时，瓦剌军兵分数路倾巢而出，也先的探马们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这位大明皇帝出征路线。硝烟四起，为战而来！一个月后，在怀来卫（今怀来县）以东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明帝国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变。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11月上，原标题为《硝烟四起，边情危急 英宗亲征：明帝国的底气有多少？》，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周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