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会上，毛主席在作总结时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3月23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听取了北平市代表叶剑英关于北平解放情况汇报后，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蒋介石管理大城市的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要比他们管理得好。”

10月1日　下午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展开第一次会议。

会上，51岁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虽然周恩来与蒋介石曾共事过一段时间，但两人道不同也只能不相为谋，从合作走向了决裂。

与蒋介石：从合作到决裂

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恰逢黄埔军校建成，蒋介石作为校长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才同他一起管理学校，便让张申府为学校举荐人才。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张申府与周恩来结识，并十分赏识周恩来的才干，于是便将周恩来等五十人推选给了蒋介石。

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顺利地进入了黄埔军校，于11月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上任后周恩来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规范工作制度，注重发展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自此，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工作步入正轨。

孙中山病倒后，粤系军阀蠢蠢欲动，广州局势越发动荡，于是他决定，联合黄埔军校东征讨伐陈炯明。

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被任为总指挥。

在周恩来的组织管理下，一支短期成立的队伍，打赢了一场场胜仗。蒋介石不止一次夸赞周恩来是他的得力助手。

然而，美好的合作关系没有维持多久，两人的共事生活，随着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而终止。

与毛主席：半个世纪的合作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成为了他反共的第一信号。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毛主席与周恩来见面商议后，决定反击。

期间蒋介石几度拉拢周恩来皆遭到拒绝。

1927年，政变发生后，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跌到了谷底，彻底决裂。

1931年底，周恩来搬到中央苏区工作，与毛主席开启了真正的合作。他担任苏区中央书记，是军事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而毛主席在赣南会议后，只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并无军事实权。

在此之后，周恩来始终支持毛主席的决策。在长征途中为毛主席回到领导高层做出了不少努力。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由此奠定了毛主席为主，周恩来为辅的政治体系。

至此，毛主席与周恩来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共同带领无数将士与民众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

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与了解，毛主席才会力荐51岁的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以及外交部部长。

恢复国民经济

1949年，新中国百废待兴。

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和连年战争，国内广大解放地区经济凋敝，国家财政经济始终处于混乱阶段。

加之，在国民党政府的管控下，物价以失控的速度上涨，而且投机活动泛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让老百姓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也为新中国留下了许多麻烦。

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了周恩来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949年10月15日起，华北地区的粮食、上海地区的纱布的价格都在大幅度地上涨。

一个月后粮食与纱布的价格都上涨了两倍以上，人民生活被严重影响。

此外，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税收工作暂时无法正常进行，财政总是处于赤字状态。

为了缓解赤字，只能大量印发纸币。而币值下跌，物价就会不断上涨。

1949年11月18日的政务会议上正式探讨了物价的问题。

周恩来认为，当前的经济问题是胜利过程中必然担负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物价上涨，负担增加的衰败过程是不同的。

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解决办法。

新的解放区的税收工作之所以无法正常开展，是因为生产还未正式恢复。

因此，着重鼓励农民生产从而增加粮食产量，以及恢复城市手工业生产成为了当前至关重要的工作。

在税收工作上，农村的负担依然较重，需要增加城市税收，从而减轻财政赤字的情况。

解决方案大力推行后，很快就收到显著成效。

周恩来认为，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达到收支平衡的目的，只是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有力的措施。

1950年3月3日，在陈云的建议下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该决定改变了财政工作中原有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而施行了统一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有效地避免财力物资的分散与浪费。

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到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而且物价也趋向稳定。

1950年8月底，全国银行存款比1949年底增加了十多倍。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亦或是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创造过这样的成绩。

治理城市的困难

新中国给周恩来提出的考验才刚开始。

首先，在解决财政问题的同时，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也亟待解决。

自然灾害也并不完全是大自然的原因，也含有一定的人为因素。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长期忽视水利工作，外加连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后所发生的灾情覆盖地域广且程度重。

水利工作成为周恩来心中的首要工作。

1949年11月底，周恩来接见负责水利工程的代表，用“大禹治水”的故事勉励他们为人民解决难题。

1950年6月淮河再次大决口，治淮问题迫在眉睫。河南、安徽两省共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受灾，四千余万亩土地被淹。

听完傅作义对淮河受灾实情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表示水灾非治不可。他总结历史经验指出：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泄水为主。

1950年11月底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开工，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工程一线上。

1951年7月下旬，第一期竣工，保障了1951年淮河流域的丰收。

直到1957年冬季，历经七年时间，治淮工程全面结束，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其次，在治理自然灾害的同时，救济城市中大量失业者也是一项艰巨任务。

周恩来就失业情况亲自做了调查和部署，给上海人民政府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法。

让失业人员参与到市政建设的项目中去，进行工赈工程，主要是修筑堤坝、疏浚河渠、翻修马路、整理阴沟、修筑桥梁、整修广场等多种城市建设。

经过工赈建设，各个城市的环境卫生都得到保障，城市建设的步伐也被推进了。失业人员在工作中也学会了多种技术，便于之后就业。

政府还推出“转业训练”，因为失业人员中有部分人员缺乏技术难于就业，地方政府纷纷举办技术训练班，采纳多种方式培养失业人员。

1951年工商业好转后，“转业训练”成为最主要的扶助方式。经过训练的失业人员能在一至三个月内就能提高技能，并顺利就业。

另外政府还推出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的救济办法。对于一些无法参加以工代赈、转业训练，以及还乡生产的失业人员，政府则会发放救济金。

多种方式并施，失业救济成效显而易见。失业人员生活上的困难都被有效缓解。

再次，周恩来还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收回美国、英国等国家兵营的地产权。建立人民海关，取消帝国主义的海关管理特权。

最后，祸害中国人民百余年的鸦片问题，在共产党上台后基本被革除殆尽。而消除封建迷信、取缔赌博等多种活动也在同时进行。

封建时期、帝国主义时期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的社会恶习，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一被肃清，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周恩来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自己所说的“管理大城市比蒋介石管理的好”的说法。

全国的政务工作都在周总理兢兢业业地管理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他用26年的时光成为人民心目中最好的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