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奏报中大谈新法的弊端，激怒了王安石后，在多重压力之下，被迫自请外放。而苏轼对这件事的解释是：我当然知道，如果附和新法，肯定会受到重用。可我长期受到两朝天子的赏识，怎么忍心违心欺天？我当然要实事求是，把这套新政中的弊端指出来，希望能帮助国家的发展。

（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元祐六年，即1091年，杭州召还乞郡伏）

这次外放之初，苏轼如何能想到，自己再次回到汴京，身份竟然成了罪臣。乌台诗案，寒鸦台狱，大难不死，重见天日。在这个过程中，神宗对苏轼虽无知遇之恩，但还有着一层恩赦。

对于这层恩赦，苏轼一直记在心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 “非先帝哀矜，岂有今日矣”

（元丰八年五月，赴常州途中，过扬州时，与杨康功）

这份“哀矜”，在苏辙撰写的苏轼墓志铭中记载得非常详细：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上终怜之”，正是苏轼对神宗复杂感情中的核心部分。

苏轼对于神宗这位变法天子其实有着很高的评价，甚至在落实到文字之上，也丝毫没有敷衍。

在苏轼存世文稿中，共为二十余位逝者作挽词，而这些逝者中，只有一位帝王，那就是神宗皇帝。

苏轼共为神宗皇帝写了三首挽词。

第一首神宗皇帝挽词中，直接为先帝的生平定调：

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

三王指的是夏禹、商汤、周文王

六籍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基本上已经属于顶格的评价了。

第二首挽词的开篇再上一层，直接将神宗的功业与尧舜相提并论——

未易名尧德，何须数舜功。

接下来又肯定了神宗在位期间对于礼制与官仪上的贡献——

典礼从周旧，官仪与汉隆。

到了第三首挽词，终于谈到了君臣关系。

周南稍留滞，宣室遂凄凉。

这里，苏轼连用二典，自比司马迁与贾谊，将神宗比为汉武帝与汉文帝。

周南即洛阳之南，当年汉武帝封禅之后，司马迁被滞留于周南，无法觐见皇帝，非常痛苦；

宣室即西汉皇宫未央宫前的正室，当初汉文帝在此征召过贾谊。

由引二典，引申为自己与先帝阴阳两隔的痛楚。

那么，未来的自己将去向何方呢？当然，这个去处，在神宗生前已经定下了。

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

嵩邙是指登封附近的嵩山和洛阳的北邙山，这一片区域距离北宋皇陵很近。言外之意就是，我苏轼的余生，只能归隐江海（到常州隐居），只有在梦中才能哭着去帝陵祭拜先帝了。

挽词三首后，君臣恩怨尽。

明主已逝，臣为孤臣，在苏轼余生中先后登基的两位皇帝，再不能像神宗这样“哀矜”于己。

几年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辞世，小皇帝宋哲宗亲政，第一件事就是报复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大臣，从此开启了苏轼余生中两次更加颠沛的谪旅。

而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皇帝宋徽宗即位后，尽管赦免了远悬孤岛海南的苏轼，令其北归，但在东坡仙逝之后，很快就发动了一场针对元祐党人的批判运动，其丧心病狂的程度，让太多人苦不堪言，甚至让后世的东坡门下为坡翁感到庆幸——

幸亏他走得早，如果再多活几年，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想想都感到后怕。

泊苏篇 完

从下一篇起，《重新认识苏东坡》开新篇《汴苏篇》，讲述苏轼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汴京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