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辽宁省抚顺市的东边，有着一个小村，这里是我国117个自治县其中的一个。

这里是腰站村，从行政面积社区建设情况与人口数量的对比数据来看，腰站村是一处十分适宜安定生活的宁静小村，这里的环境完全可以与现代新农村的形象完美重合。

腰站村也与我国其他自治县的性质相同，这里是我国少数民族人民聚居的一方小村，而居住、生活在腰站村的人民都是满族人。

但不同于其他自治县的地方是，腰站村中有着部分居民还保留着十分传统老旧的民族观念和生活习惯，尤其对“血统传承”一事，更是异常的苛刻跟讲究。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不少朋友嗤之以鼻：“这都已经新时代了，还在搞古代血统的那一套？”

的确，在倡导人人平等，民族团结的新时代里，这部分居民在意的问题确实是违和感十足，但如果大家得知了这部分居民的另一层身份后，紧皱的眉头或许就会有所舒展了。

这些居民，正是清朝皇族的后裔，而用彼时代的话讲，这群居民可是正经的“觉罗红带子”。

腰站村受上夹河镇管辖，上夹河镇的辖区面积近270平方千米，居住人口超一万六千人，在面积上看，腰站村只占辖县的一小部分，但是从文化方面看，腰站村则份量十足。

因为在腰站村中，生活着一批留着清朝皇族血脉的村民，虽然并非嫡系直亲，但他们仍旧骄傲于自己的身份。

腰站村中的这批满族人民，他们作为旁支子孙中的一脉，可谓是当今满族中将血脉传承做的最为淋漓尽致的一群人了。

作为清朝皇族的后裔，他们尽可能的保留并延续着曾经旗人的生活方式，并且群体内一些辈分较高的老人，还在使用着十分精致的珐琅器具。

而对于血脉问题，他们更是尤为重视，因为他们是最早开始在腰站村生活的满族人，所以起初时，他们甚至排斥非皇族血脉的满族同胞入住此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居民们便逐渐意识到了他们过格的管控行为，导致了村庄发展的极度缓慢，以及族内将要面临的近亲婚姻问题。

于是他们终于打开了大门，让满族同胞们入住了进来，但对于婚配的问题，他们依然严格，绝不与外族通婚，即便是同族人，他们也会进行十分严格的筛选，以此保证皇族血脉尽可能的纯正。

看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发问，按照比时代的地理实际分析，腰站村距离清朝的政治中心实在的太过遥远了，那么首批来到腰站村的皇族，又为何要远离朝廷中枢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便需要提起一个人，他叫“爱新觉罗·阿塔”，是清朝皇室的旁支一脉，也就是俗称的“觉罗红带子”。

爱新觉罗·阿塔是瓜尔佳·鳌拜在朝廷内部的羽翼之一，但随着瓜尔佳·鳌拜的倒台，他同样也被康熙皇帝列入了需剥出的名单之中。

为了自保，爱新觉罗·阿塔自愿提出，要远赴永陵为皇族守卫陵墓和气脉，通过远离中心的自我流放，来打消皇帝对自己的“想法”。

永陵所处的位置，便是当今的上夹河镇，而在去往上夹河镇途经腰站村时，爱新觉罗·阿塔便让自己的儿子们定居此处，自此，清朝皇裔在腰站村踩下了第一个脚印。

站在繁荣唐朝最顶峰的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震古烁今，凭此句话，千年世代帝王家更是无可出其右者。

这句话是“自古贵中华而贱夷狄，独朕爱之如一”，这句话打破了自古起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屏障，为大唐带来了光辉而高筑的盛世。

但可惜的是，一朝君王难主万世太平，矛盾和摩擦却没有自唐而止，并且唐朝之后几次朝代变革，也都带有着民族间相互争斗的色彩。

但好在这种矛盾和争端，几乎全都伴随着旧时代一同沉入了历史的滚滚河流，在我们当今繁荣解放的新中国里，各民族相互团结，亲如一家，而李世民千年前的伟大愿望，也在当今时代真正的实现了。

腰站村的情况，“不与外族联姻”“血统纯正”等等。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释，只要我们不去钻平等、团结等等词汇的牛角尖就好，我们把视野放宽，便能豁然开朗。

从地域的行政结构上，腰站村和上夹河镇是我们中国的自治地区之一，不论民族，他们便是我们中国的公民。

而我们的政府，其实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表达着中国对于“民族团结”更广阔的胸怀、更深刻的认知。

对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习俗，甚至是看上去与绝对意义相矛盾的行为，我们都对其十分包容，并且放权允其自治，这难道不是更具胸怀和大局观的一种表现吗？

“公平和对等”，一直是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几大终极目标之一，包括无产阶级思想中目标就是此类意愿的一种表现。

但可惜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和对等不存在的，或者说，绝对的平等恰恰又是不公平的开端。

因为所谓的“平等”，根本就不是一种应当被放在“被追求”位置上的状态，而依照现在人类族群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和进步才是一直被追求的目标。

而平等，是一种在奋发前进道路上，巩固自身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减缓负荷用的外加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