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历史上历代君王都深知这个道理。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创明朝之后，一方面知道防止侵略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提高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知道，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还需要利用文臣的学识来管理。

而最重要的，就是吸取历代君王灭亡的经验教训，既要重用武将来增加军事实力，也要广纳贤才，提升国家的管理水平。同时，还要想办法平衡武将和文臣之间的关系。

所以，自明朝开国以来，随着所处时期不同，明朝的文武关系也多次发生变化。

明朝初年文武关系的主要特征是重武轻文。根据《明史》记载，明朝是依靠武力夺得天下的，局势稳定之后，明太祖就宣布废除元朝的镇戍制度，无论是中央还是在地方上一律采用卫所制，也就是说设在地方上的卫所也不归地方管。

卫所制的具体管理是"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当遇有战事需要大部队出征的时候，朝廷临时任命一将领担任总兵官，让其在战事期间拥有指挥卫所兵员的权力。

等到战事结束，总兵官必须马上上交佩印，参与战事的兵员则回到各自原来的组织。卫所制的这一特点的源头，《明史》的编纂者认为是"盖得唐府兵遗意"。

最初，明太祖是建立统军元帅府，统领各路武将，后来改为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掌握统兵权，所有镇守边疆的责任，全部寄托在武将身上，史载：

"国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军都督官高六部尚书一阶；在外都司卫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陆容在这里是通过官阶的比较得出武将地位普遍高于文臣这一结论的，中央和地方都是武将的官阶比同等级的文臣高一阶。

明朝中期起，武将日渐衰落，逐渐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此时，朝廷开始重用文臣，逐步取代武将在军队中的控制权。这种制度的变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方面是，作为统治者，各王朝的皇帝们在国家发展安稳之后，一般都会考虑如何去削弱武将群体的权力，使得权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

另一方面，文臣群体也在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他们深知武将权力膨胀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充分利用统治者对于武将的防范心理，一步步的从武将手里夺取对于军队的控制权。

就明朝而言，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文臣统军制度正式确立。

该制度确立后，文武关系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从重武轻文变为了崇文黜武。之所以出现这种演变趋势，实际上与明朝的这种军事制度息息相关。

早在明朝创立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文臣担任军队指挥者的现象，然而这只是一些个别案例，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深化，统治者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意识到必须将军队的控制权收归到中央，此时利用文臣统治军队毫无疑问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明朝统治者之所以选择由文臣来统领军队，究其根本是由于文臣作为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政治精英，从十几岁时就开始接受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熏陶，更加注重传统的礼治秩序。

作为熟读儒家经典的文臣，自古以来都是官僚队伍的主体，朝廷通过控制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就相当于控制了文臣的政治权力，这就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文臣深信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所规定的精神世界，这种强烈的精神信仰使得文臣坚定不移的遵守封建纲常伦理，通过忠君爱民，治国平天下来实现其政治抱负。

因此，由于文臣自身的优势，统治者会更加信任文臣作为指挥者统领军队。而且，朝廷可以随时更换统领军队的文臣，不会对军队的管理造成影响，更加不会出现武将担任指挥官是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随着武将逐渐失去了统领军队的权力，卫所制度也逐渐遭到破坏，这样从上而下的军事机构的变革，使得武将所任职的五军都督府的权力日渐衰落，而代表皇帝统治军事意志的兵部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五军都督府统领军队权力的日益减小再到兵部尚书统军权力的不断扩大，这表明文臣统军制度逐渐开始确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朝廷不再重用武将，致使其地位不断下降。从此以后，文臣牢牢占据军队统帅的地位。

明永乐以来，朝廷持续不断地命令更多的文臣前往地方监察军政事务。永乐十九年命尚书蹇义等二十几人巡视全国各地，了解军民的困苦，安抚军民的不稳定情绪。正统末年以后，朝廷派遣到地方的文臣统称为巡抚。

其主要作用通常为管理地方的军事，处理地方日常政务，有些巡抚还有提督军务的官衔。除此之外，还有文臣担任军队的总督，拥有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权力。史料记载第一次担任总督率兵出征的文臣当属兵部尚书王骥，自此之后，文臣担任总督率领军队作战成为明代文臣统军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文臣得到皇帝的重用，朝廷派遣更多的文臣到各个军事重镇统领军队。文臣深知统治者对于武将群体的不信任，经常进言弹劾。随着文臣处理军事事务的日益成熟，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监军之职，渴望统领军队，掌握更多的军事指挥权与军队的管理权。

当然，武将群体为了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也做出过努力。但是由于其本身军事实力的下降，以及自身角色的不占优势，努力结果最终还是失败。而且武将群体的整体素质不高，这就使得他们缺少与文臣竞争的实力。

另外，武将长期腐败，导致朝廷对其失去信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武将的职能过于单一化，明朝中期，国家相对安定，不需要进行大规模战争，这就更加看重统领军队的官员对于军政事务的管理能力，显然出身于仕途，饱读诗书的文臣更加具有管理能力。

所以武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还是自身原因。

随着崇文黜武之风的不断盛行，朝廷几乎没有可以重用的武将。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文臣凌驾于其上，这一局面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占了明朝的三分之二强。

到了明朝末年，各种威胁统治的问题接踵而至，此时仅仅依靠文臣显然不足以稳定政治局面。明季兵兴，有人上奏声称，现如今朝廷不再重视武臣，因此武功也得不到确立。

于是，崇祯皇帝开始重用武将领兵作战，随着武将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带兵出征也就不再受文臣制约。不到几年的时间，武臣就拥兵自重，逐渐膨胀，经常依仗其权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与为非作歹之徒没什么区别。

此时，文武关系又发生了转变，武将开始跋扈，出现了武强而文不肯弱的局面。文臣开始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出现了武将好文的社会现象。而这其中左良玉、刘泽清就是明末武将跋扈的有力证明。

左良玉拥兵自重，甚至对于朝廷所下的诏令都置之不理。在崇祯朝时，有来自陕西总督的军事情报，称左良玉在武昌一带驻兵，有盗贼的船经过汉阳流域时，被左良玉手底下的士兵追杀，不久之后贼船就撤退。

为此，崇祯皇帝秘密派遣宦官前往左良玉的营地给他赏赐。不久之后，湖广巡按御史呈奏章给崇祯皇帝，披露了左良玉并没有追杀贼船有功的实情。

内阁大学士吴甡为此专门上一揭帖，称左良玉坐视贼船过汉阳不管，导致襄阳沦陷，他却退避到湖南，对于此事臣担心害怕，现如今再次派遣内臣前去，如果追杀一事为虚报，就更加疑惑忧虑，所以乞求内臣暂时不要前往，等待兵部的官员查清真相再照常赏赐也不迟。

这份奏章呈上之后，崇祯帝的批注却是，左良玉之所以撤退，是由于地方上的官员不能够及时地捐献粮食军饷，朕特意用赏赐来激励他，希望挽留这支精兵，帮助朝廷平复叛乱，现在内臣已经出发，不能中途停止了。

正是由于崇祯皇帝如此地仰赖武将，才对左良玉这种荒唐的行为如此放纵，最终导致他更加嚣张跋扈。后来，南明弘光帝登基，诏书下达到武昌，左良玉却不拜读诏书。

由此可见，明朝末年武将的嚣张跋扈程度已经到达极致。武将刘泽清的所作所为也是武将跋扈的有力证明。

刘泽清因为剿灭山东寇贼的功劳，目中无人，嚣张跋扈，其言行举止被很多文臣所诟病，兵科给事中韩如愈曾经上疏纠之。后来韩如愈奉朝廷之命督饷，行进至山东的时候被刘泽清的部下杨国柱杀害。

当时刘泽清还想谋害御史蒋拱宸，后来觉得不值当便作罢。正如都御史刘宗周所说，本朝建立三百多年以来，从未有过武将弹劾文臣的事情，更别说是蓄意谋害御史大臣，而且在朝堂之外长期操纵朝廷政事，很多士大夫都出自其门下，这种现象是从刘泽清时开始出现的。

刘宗周的这番言论的确是有感而发，因为当时刘泽清正上奏弹劾他。刘泽清的这一系列行为都足以看出明末武将的嚣张跋扈。

纵观明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不管文武地位格局如何演变，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表现，是官僚体制的一种内在斗争的结果。

文武关系的变化直接表现在文臣武将的地位变化中，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