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的时候，有一些将领的军衔颇有争议。比如贺龙麾下的爱将谭友林，他的军衔明显偏低了。谭友林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政委，凭借着战功，该授予中将的。事后红二方面军以贺老总为首的几位将军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为他授中将军衔，却被他拒绝。罗荣桓也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不过谭友林却坦然处之。而还有几位在红军时期就曾担任军级干部的将领，仅仅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比如詹才芳、倪志亮等人。他们尽管红军时期资历很高，但在此后的发展中却有些高开低走，授予中将也是正常的。今天要说的两位，他们在红军时期也曾担任军级干部，但他们却仅仅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一位甚至本来只准备授予大校，他就是贺晋年。贺晋年，他是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1924年考入瓦窑堡高小，并开始参加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1927年考取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次年入了党。早先，他曾被先后被派往陕西、甘肃的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与创建、发展陕北红军，是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率部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为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12月，贺晋年担任任红27军军长。有人说这个时间挺晚了，也有人说红27军实力不行。但不管咋说，贺晋年是名副其实的军长，毋庸置疑。而且，他后来的授衔与这个也没有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贺晋年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团长，后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旅长，这与留守兵团的其他将领几乎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晋年去了东北，任合江军区司令员，这个时候他最出名的就是指挥部队剿灭了土匪谢文东、李华堂。随后，他去了野战部队，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第7纵队副司令员，后来又担任了11纵队司令员。部队改编的时候，他担任48军军长。他也是一路从东北打到了南方，担任过四野15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8军军长。江西解放后，他担任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不过在1950年，他调回了东北军区，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的这次调职，也对他影响非常大。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贺晋年受到波及和影响，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前往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时间点不得不让人多想。更加出人意料的是，1955年授衔时，贺晋年拟授却是大校军衔。这从哪里论都是不应该的，因此，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三位老帅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于是贺老总、彭老总朱老总一同向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也对贺晋年的贡献很认可，在得知此人被评为大校以后也接连摇头说道：“这个军衔太低了，按照他的贡献可以被评为大将，最低也要评一个少将”。于是，贺晋年这位在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的猛将，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也由于贺晋年被授予少将，另一位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阎红彦，本来已经调离军队到了地方不再参与授衔了，却因此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此外，还有一位同样如此，他在红军时期曾经担任军政委，资历也是非常老的，他就是当年贺晋年任军长的红27军首任军政委李赤然。李赤然是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在陕西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参加爱国运动。在15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的时候，他便回到了老家担任区委书记。后来，李赤然加入了陕北红军的主力部队，主要做的是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参加了陕北苏区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担任过任红27军政治委员，不过没多久就去了红军大学学习，于是王平接替了他的职务。毕业以后，他来到了陕北独立第一师担任政委，抗战开始后，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师长到任团长，而他则担任团政治委员。不过队伍没有上前线，而是留在了大后方。后来，他又担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警备第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陇东军，担任过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以及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后来，又担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和骑兵第6师政治委员。1949年2月，西野改称一野，他在第4军12师任政委、兰州警备司令部政委。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李赤然确实有些高开低走了，其实这也正常。而当初接替他担任军政委的王平，则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参谋长李寿轩也获得了中将军衔。

1952年，李赤然被定为副军级。因此，授衔的时候可把罗荣桓他们给难坏了，按说副军级授少将是正常的，不应该有什么争议。可事实上不行，授衔是一个综合评定因素。那么，如果从资历和贡献来讲，李赤然也算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担任过军政委，这个资历和级别不低了。可抗日战场他留守大后方，没有什么机会，因此对他的晋升还是有影响的。而在解放战争期间，同样如此，这也造成他评级的时候相对有些低。不过鉴于他过去的资历和贡献，还是打算授予中将军衔的，可是考虑到授衔的将领有些多，中央在缩减名单，李赤然也是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因此，他这才被授予了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