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担任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中将，联合地方政府领导包尔汉、屈武等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伟大号召，毅然摆脱蒋介石政权的羁绊，率领所部近10万官兵和平起义，协助解放军入疆部队顺利进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评价说：“新疆的起义，全省的和平解放，倾注了陶峙岳的大量心血。这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起义后的1949年10月7日，陶峙岳长途驱车来到了酒泉，这里是奉命西进的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在酒泉，陶峙岳见到了彭德怀和王震，这是他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首次接触。“都是湖南老乡哩！”王震以他一贯的豪情，握住陶峙岳的手大笑，朗声说：“你是宁乡人，彭总是湘潭的，我是浏阳的！”彭德怀称赞陶峙岳“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了大功。”

三位湖南老乡聚在一起，乡音未改，又都是性情中人。他们畅谈故乡风情的秀美、军旅生涯的烽烟、中华河山的壮丽、祖国命运的曲折，陶峙岳更谈到自己毕生追求真理而不可得的遭际，情到深处，耸然动容，三人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彭德怀语气和蔼随便，同时又充满信任。

这仅仅是初次接触，陶峙岳比彭德怀大6岁，比王震大16岁。但他深感与彭、王二位相识恨晚，真正称得上是“倾盖如故”。他对两位“胸有十万甲兵”的将军深为佩服，自是不在话下，而两位像老同事、老朋友那样对待他，更使他倍受感激。交谈中，陶峙岳表现出无比的兴奋，自称这是“生平之未有”。

这次拜访，对陶峙岳来说，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他在酒泉停留了3天。其间，他参观了解放军军营，看到了解放军战士严明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看到了高级将领的工作和生活，感受了解放军融洽的官兵关系；他详细地汇报了新疆形势，认真聆听了彭德怀、王震对新疆局势的看法与处理意见。此外，陶峙岳还和两位将军讨论了起义部队的改编问题。

按照酒泉会谈计划，由王震率领的解放军第一兵团大部队，于10月下旬进入迪化（1954年恢复原名乌鲁木齐）。陶峙岳会同起义将领和政府官员，出城迎候。面对到处欢腾祥和的气氛，雅好诗词、谙熟历史的陶峙岳大为感慨，他写下了一首《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到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在这首诗中，陶峙岳将王震比作抗敌卫国、功勋卓著的清朝名将左宗棠。对此，王震谦虚地说，这不是对他个人的恭维，“而是充分表达了陶将军和塞外军民对解放军的热烈感情”。

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陶峙岳属下的3名将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曾力主率主力东进，在星星峡设防，阻碍解放军入疆。当他们听闻和平起义的计划后，便数度密谋，企图拘捕陶峙岳和包尔汉周围的进步人士，破坏新疆和平起义，并称之曰“清君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陶峙岳以其过人的智勇，孤身与之谈判，引导他们弃暗投明，稳定了新疆大局。在解放军神速进军的形势下，这些人又寄希望于胡宗南残部的援助，但又很快被广大官兵所识破。在他们惶恐不安的情况下，陶峙岳允许他们以及20多名同谋的军政官员从南疆出境，排除了起义的最后障碍，避免了一场危及新疆各族人民安宁和国民党官兵的灾难。

起义成功后，有些人对陶峙岳上述举动颇有非议，他们向王震反映，说是放走了反革命分子。陶峙岳对此感到不平。王震当着许多将领的面对陶峙岳说，这件事做得对，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该受到表扬。他讲了一段自己亲历的往事。

1939年冬天，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时，359旅奉命从华北抗日根据地进驻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区。当时绥德专员是胡宗南委派的何绍南，此人被边区军民称为搞反共摩擦的“专家”。王震对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何绍南呆不下去了，只好逃跑。王震便下令副旅长郭鹏扼守要道把他抓住。郭鹏喜欢下棋，何绍南逃经其驻地时，郭鹏正下得难舍难分，结果让何绍南逃之夭夭。事后，王震发怒要处分郭鹏。毛主席知道后风趣地对王震说：“你要撤郭鹏的职，我还要嘉奖他呢！抓住何绍南我们还得给他饭吃，蒋委员长来电要人，也不能不送，能不讲统一战线吗?”王震听后豁然开朗。

陶峙岳在反动将领交出指挥权后把他们礼送出境，同郭鹏由于麻痹大意让何绍南跑掉，情况大有区别。王震讲这段话，意在说明毛主席主张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以及效果，在这两件事中是相通的。王震的坦诚、友好、说话算话的作风对陶峙岳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人及其政策，听讲后的感受，同王震当年一样，所有的不快和委屈也随之烟消云散。

1949年12月，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任副司令员，陶峙岳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原新疆起义部队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王震担任兵团政治委员。他们为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