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始至终,毛主席对“四人帮”的定位,都是恒定未变的。从“九·一三”后,包括“四人帮”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四人帮”要登顶上位,掌握更多、更关键的职权了。可结果并非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窥测出晚年毛主席的一个秘密,关于“四人帮”的秘密。
步入正题前,先讲一下1966年前,毛主席在“文坛”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主席就有意把一些文章写得好、思路观点跟得上形势的理论秀才,重用起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964年3月20日,毛主席对朝鲜外宾“坦白”:“过去武仗,我们打了二十五年;现在准备再打二十五年文仗,要作这个计划。”“打文仗”,自然是需要理论秀才来冲锋陷阵。66年之前,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胡绳、邓力群等,都是毛主席关注、准备重用的理论秀才。
但到66年后,他们大部分人显然跟不上形势,要么受到冲击,要么被边缘化。这样一来,就需要新的一批理论秀才出现,冲锋陷阵了。例如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张春桥等等,他们纷纷粉墨登场。对,还有康生,负责“统率”这些理论秀才。
江青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等人相比,文化不高,算不上笔杆子,但也是发挥着理论秀才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对胡乔木讲,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到后面,毛主席的看法变了,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1966年后,这些理论秀才都变得极具“能量”,影响力辐射各地,但是他们的实际能力有多少?有着多年“文仗”经验的毛主席,对理论秀才的能力不是没疑虑,他认为实践虽然能锻炼人,可实践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在重大考验和历史选择中未必撑得住。
事实确实如此,1967年2月6日,毛主席召集周总理、叶帅、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批评以陈伯达为首的众人;10日,一场更加重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点名批评江青、陈伯达“眼高手低、志大才疏”。
其实这也预示了,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注定结局。他们不懂政治,又处处喜欢从个人得失的私心方面出发,导致他们的偏执、投机和轻狂等缺陷,被无限扩大。1967年夏,王、关、戚三人闯下大祸,毛主席对这些理论秀才开始失望。毛主席曾这样点评他们:“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陈伯达和王、关、戚的相继倒台,让毛主席也更加确定,理论秀才该摆在什么地方合适。1971年的“九一三”后,毛主席想从工农群体中,提拔一批人上来。他对文化程度没有要求,或者说不在乎,并解释了一句:“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主席对理论秀才的定位愈发清晰:吵吵嚷嚷可以,但实际领导工作的能力不行,容易擦枪走火,除主持宣传工作外,其他工作都难以服众。“四人帮”做不了大事、难事和要事,而且最出头的江青也没有自知之明,有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周总理逝世后,排在最前列、最有希望接替他的张春桥,被毛主席按了下去,要他“让一下”,扮好“辅助”的角色。有人会说了,不是还有王洪文吗?王洪文的地位是虚高,职权并没有多少。张春桥比之各方面都强一些。
1976年张春桥没升上去,也就注定了“四人帮”就那样了,也暗示着毛主席对他们的真正看法,及定位是如何——不能够撑住局面、只能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