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始至终，毛主席对“四人帮”的定位，都是恒定未变的。从“九·一三”后，包括“四人帮”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四人帮”要登顶上位，掌握更多、更关键的职权了。可结果并非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窥测出晚年毛主席的一个秘密，关于“四人帮”的秘密。

步入正题前，先讲一下1966年前，毛主席在“文坛”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主席就有意把一些文章写得好、思路观点跟得上形势的理论秀才，重用起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964年3月20日，毛主席对朝鲜外宾“坦白”：“过去武仗，我们打了二十五年；现在准备再打二十五年文仗，要作这个计划。”“打文仗”，自然是需要理论秀才来冲锋陷阵。66年之前，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胡绳、邓力群等，都是毛主席关注、准备重用的理论秀才。

但到66年后，他们大部分人显然跟不上形势，要么受到冲击，要么被边缘化。这样一来，就需要新的一批理论秀才出现，冲锋陷阵了。例如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张春桥等等，他们纷纷粉墨登场。对，还有康生，负责“统率”这些理论秀才。

江青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等人相比，文化不高，算不上笔杆子，但也是发挥着理论秀才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对胡乔木讲，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到后面，毛主席的看法变了，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1966年后，这些理论秀才都变得极具“能量”，影响力辐射各地，但是他们的实际能力有多少？有着多年“文仗”经验的毛主席，对理论秀才的能力不是没疑虑，他认为实践虽然能锻炼人，可实践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在重大考验和历史选择中未必撑得住。

事实确实如此，1967年2月6日，毛主席召集周总理、叶帅、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批评以陈伯达为首的众人；10日，一场更加重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点名批评江青、陈伯达“眼高手低、志大才疏”。

其实这也预示了，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注定结局。他们不懂政治，又处处喜欢从个人得失的私心方面出发，导致他们的偏执、投机和轻狂等缺陷，被无限扩大。1967年夏，王、关、戚三人闯下大祸，毛主席对这些理论秀才开始失望。毛主席曾这样点评他们：“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陈伯达和王、关、戚的相继倒台，让毛主席也更加确定，理论秀才该摆在什么地方合适。1971年的“九一三”后，毛主席想从工农群体中，提拔一批人上来。他对文化程度没有要求，或者说不在乎，并解释了一句：“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主席对理论秀才的定位愈发清晰：吵吵嚷嚷可以，但实际领导工作的能力不行，容易擦枪走火，除主持宣传工作外，其他工作都难以服众。“四人帮”做不了大事、难事和要事，而且最出头的江青也没有自知之明，有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周总理逝世后，排在最前列、最有希望接替他的张春桥，被毛主席按了下去，要他“让一下”，扮好“辅助”的角色。有人会说了，不是还有王洪文吗？王洪文的地位是虚高，职权并没有多少。张春桥比之各方面都强一些。

1976年张春桥没升上去，也就注定了“四人帮”就那样了，也暗示着毛主席对他们的真正看法，及定位是如何——不能够撑住局面、只能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