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杜少陵，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本襄阳人，是我国唐代现实主义诗人，他与李白被人们合称为“李杜”，后人还称他为“诗圣”，其诗被称作“诗史”。

杜甫年轻时就树立雄心，以“奉儒守官”为目的闯入仕途，并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遇到的现实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结果让他仕途屡屡受阻、声名不显，而后世却声名远播。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杜甫的坎坷经历。

一。家庭安定富足，年少漫游各地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因此他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就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并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如他曾经看过著名舞蹈家的剑舞；听过当代歌星的歌声；还欣赏过画圣的作画。与此同时，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皆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甚至也屈尊来访问他。

因家庭条件允许，他曾经三次到全国各地漫游：第一次是漫游吴越，历时数年；第二次是赴兖州省亲，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第三次是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途中还会见了诗人高适，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

到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他俩除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但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年少时的漫游各地，不仅让杜甫增加了很多阅历，而且还结交了不少著名诗人与名人，这给他后期诗歌的创作增添了许多素材。

二。树雄心“奉儒守官”受阻，终走向现实主义

因为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让他树立了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所表现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之路相联系。

但是，当杜甫从三十五到四十四岁这十载困守在长安时，恰好遇到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这让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

然而杜甫并没有回避艰苦，他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从此，一心想当官的杜甫仕途受阻后，走向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后来安史之乱到达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我们的诗人也历尽艰险。由于当时进行的战争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他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些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民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三。在世声名不显，后世声名远播

进入中年后的杜甫，政治仕途虽然很不顺利，但他始终忧国忧民，心系国家与人民的安危。当时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在最后到西南漂泊的十一年间，杜甫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这些诗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就这样，杜甫将对国家与人民的忧患贯穿于诗歌当中，以充分抒发自己的情感。

因为杜甫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特别是杜甫逝世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颂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这真是“在世声名不显，后世声名远播”啊！

总之，我国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年轻时就树立雄心，以“奉儒守官”为目的闯入仕途，并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遇到的现实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结果让他仕途屡屡受阻、声名不显，而后世却声名远播。他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留下的华美诗歌值得我们赞扬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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