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9岁的吴国桢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日月潭，静心养病。当夜，他轻装简行，约定与司机简火万一同驱车南下，临近出发，却左右寻不到他的心腹，吴国桢只好临时叫上了汽车修理队的一位包姓师傅。

车辆行驶不过片刻，师傅惊骇地告诉吴国桢：“这辆车的螺丝帽和前轮插销都被动过手脚，如果开到前方的陡坡，一拐弯就会车胎分离。”

吴国桢只好迅速叫停，他和夫人坐在车中久久不能宁静，可想而知，如果师傅没有发现这车的诡异，今日便是他和妻子的殒命日。

回到台北后，他连夜修书一封，告知了宋美龄此事，宋美龄闯进了蒋介石的书房，怒斥蒋介石：“这就是你们父子俩干的好事，简直是法西斯做派！”

此事背后暗藏何等玄机？为何宋美龄要怒斥蒋介石父子？知人论世，蒋氏家族和吴国桢之渊源，还待细细说来。

吴国桢其人：深受倚重的国民党高官

吴国桢，1903年10月生于湖北建始凉水埠，5岁那年，吴国桢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父亲身边。

1914年，11岁的吴国桢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他与16岁的周恩来结为异姓兄弟。他加入了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吴国桢在该会任“童子部部长。”

此后周恩来逝世，吴国桢再见两人结拜之时的照片，只得哭悲：“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1917年，吴国桢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吴国桢被保送至美国衣阿华州格林纳尔学院留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后，他又转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26年，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正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吴国桢接触到了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褀之弟郭泰桢，而后又同宋美龄、宋子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位他归国后快速进入国民政府从政埋下了契机。

1926年秋，吴国桢回归，起初，他在上海政治学院任教。1927年，郭泰祺提携了一把当日老友——吴国桢被任命为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涉科长，这对于一位初登政坛的年轻人，起点不可不谓非凡。

1928年，年仅25岁的吴国桢出任条约委员会委员。彼时，吴国桢虽然初步受到民国政府的起用，但是他尤不满足，他有着更为蓬勃的野心，他绝不安于此岗位，他的目光，放向的是更能展露拳脚的乱象，他希望往上爬。

彼时的武汉三镇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重镇，然而，因为缺乏善理财的官员，该地财政因为驻军开支，日益入不敷出。一来到汉口，吴国桢便从当地窥见了自己晋升的机会。

当下，吴国桢联系了担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参谋长的张华辅和省主席张知本，两人都是其父吴经明的旧识，随即手书《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将自己赴美学习经济、政治、市政等经历一一介绍，托人转交李宗仁。

加上张华辅、张知本在李宗仁面前的极力举荐，很快李宗仁便注意到了吴国桢，他在汉口设置了湖北烟酒税务局，任命吴国桢为局长。

1929年，吴国桢进入汉口市政府，担任参事、土地局长、财政局长多职，1931年5月，吴国桢担任省委政府委员兼财务厅长。

1932年，蒋介石坐镇汉口，他计划在汉口居留半年，武汉地区作为通商口岸，华洋杂处，需要一名精通英语、熟悉当地情况，且有着留洋经历的秘书。

这是吴国桢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经过何成浚的推荐，他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吴国桢在给蒋介石当秘书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已经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干表现出了惊讶和欣赏：吴国桢每日需要为蒋介石整理会议记录、起草文书、整理搜查若干资料、整理蒋介石的讲话、翻译重要英文报刊的消息，出席各种会议，随机应变充当蒋介石的耳目。

宋美龄因为曾在国外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对有着留学海外经历的青年人有着天然好感。彼时，蒋介石曾说：“若是谁能将北京、广东、上海、汉口（后为武汉）四地握在手中，那么全中国便尽在掌握之中了。”

此时，武汉的赋税收入仅次于上海，他对这个华中重镇寄予厚望，次年，他提拔年仅29岁的吴国桢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一时间，蒋介石的亲信对其颇有微词，对吴国桢，更是嗤之以鼻，颇为不服。

1939年，吴国桢担任重庆市长，彼时，吴国桢36岁。在这里，他再次同青年时代的密友周恩来相遇，因为不同的主张和政治信仰，两人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

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曾有言：“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但周恩来却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诚然，一国前途命运之争，如何能妥协？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会谈，会后，张群按规，将会议记录传给了宣传部，时任宣传部部长得吴国桢发现，一场会议记录，全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对他的尖锐批评。

龃龉渐生，上下离心：吴国桢同蒋介石交恶

1946年，吴国桢担任上海特别市长，他控制财政预算，取缔奸商黑市，妄图帮助蒋介石父子稳住早已崩溃的经济。

1949年，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遂称病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移交于陈良，他自称要与蒋介石“共进退”。

退至台湾后，吴国桢执掌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大权，他不知的是，昔日信任有加的蒋介石，早已心生嫌隙。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吴国桢在蒋介石的助力下，是唯一一个先后担任中国四大重要省市长官的人物，然而，扪心自问，吴国桢在蒋氏政府手下，重要职位任免说换就换，可从中窥见一丝人事任免的随意性和堕落性。

早前，在吴国桢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周恩来曾派人同吴国桢交洽，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然而，吴国桢早已深陷蒋氏风云之下，沉迷权力的涌动。

吴国桢以其精明能干，反共意志坚定深受蒋介石器重，又因其留美背景，也深得宋美龄和美国政府青睐，人们戏称其为“夫人派”。

吴国桢和蒋介石的矛盾开始于上海，在1948年，面临国统区经济即将全面崩溃的状态，蒋介石颁布了“紧急经济处分令”，他派遣吴国桢和蒋经国前往上海，担任所谓的“经济督导员”，要求二人铁腕打击投机商人，还放言“打准老虎，暂放苍蝇”。

然而，吴国桢自恃理财经验丰富，不认可蒋氏父子的铁腕政策，他对于蒋介石颁布的《动员战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开嘲讽，然而，一味叫喊显然无用，蒋介石器重这个年轻人，但并非奉其为首脑军师。

吴国桢几度修书电联蒋介石，同蒋介石商讨此事，他说：“此时只能面对现实，盲目高压，实行经济管制，并不能挽救现今的财政经济危机。”吴国桢不曾知晓的是，此时的现实早已避无可避，无论是直面国民党颓势，还是大动干戈，都无力回天。

蒋介石每每听到吴国桢所谓“直面现实”都十分窝火——试问，他不能预料现实？轮得到吴国桢这么一位小辈插手？他固执己见，不客气地回怼吴国桢：“你管好上海市政府就好。”

于是，吴国桢失望表示：“如果非要进行改革，上海市政府不过问，可以由中央直接派专员办理。”蒋介石只好派下蒋经国受任“副经济督导员”，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政策实施，虽名为“副”，但却要求吴国桢这个“正经济督导员”为其打配合。

因为吴国桢对这一政策的不认可，两人在沪几乎无交涉，再加之在宋美龄的出面干预和上海黑社会的抵触之下，这场上海“打老虎”之役终以失败告终。

蒋经国回到蒋介石身边，却将此事全权算在了吴国桢的头上，夸大抹黑吴国桢，向其父传输吴国桢“倚权自重”、“扯后腿”的倾向。

吴国桢去台湾后，次年，蒋经国便操纵多个组织。当时，那些组织都是民间社团，空壳“政府”并不能提供什么预算给这一社团，但蒋经国的指挥之下，各大社团的活动都是花销巨大的。

迫不得已，蒋经国只好向吴国桢开口要钱。当时的台湾财政十分拮据，吴国桢每日因入不敷出的财政忙得焦头烂额，同应付旁人一般，打发了蒋经国。

谁知，蒋经国转头找上了“台湾省财政厅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的任显群，任显群对蒋公子可谓是有求必应，当即经吴国桢的腰包为蒋经国拨款。

吴国桢自然对此事大发牢骚，见到蒋经国也不免敲打一二，彼时，吴国桢和蒋经国的龃龉几乎人尽皆知。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也对昔日倚重的老部下有了不满。

原来，吴国桢曾对蒋经国操纵特务系统，在岛内滥杀的行为极为不满——这其中，自有同吴国桢交好的人士。吴国桢认为自己“徐徐图之、休养生息”的策划完全被蒋经国搅乱，他几度向蒋介石反映此事，蒋介石却不以为意，反而，蒋氏对吴国桢所谓的“美式民主”极为反感——他既不能理解共产主义信仰，又天然对外国的“洋玩意”恶感。

1950年的一天，吴国桢得知

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

被捕，他疑惑不解，招见了彭孟缉之后，他才得知，因为火柴公司的原总经理吴性栽解放后留在大陆拍摄了《民国十四年》的电影，影片中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多有“不敬”，因此，蒋氏迁怒于留台的火柴公司。

吴国桢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他认为，此举将会动摇国民党初登台湾确立的地位。于是，他让彭孟缉放人，大骂：“不像话，不像话……”——对于此事不同他商量而擅自行动表达了愤怒，此时，吴国桢已经察觉到了自己或可能失势的征兆。

彭孟缉非但不放人，还抬出了蒋经国，正当吴国桢意欲理论一二之时，蒋介石见事态趋于扩大，遂派遣其秘书周宏涛会见吴国桢，告诉他：“这是蒋老的意思。”

吴国桢的怒气并未消散，反而更加固执，他甚至现书一封信函托周宏涛转交蒋介石，蒋介石按捺住怒气，将王哲甫的死刑改为七年有期徒刑。此一着，表面上看是吴国桢对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特务统治的不赞同，但更有他对自己岌岌可危的党内地位的烦闷充斥其中。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蒋介石父子和吴国桢之间的分歧龃龉越发严重，吴国桢更是向蒋介石进言：“均座如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自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这一箴言本是一片良苦用心，却为蒋氏父子揣测居心不诡，两人对吴国桢更是不满。

吴国桢在一次次碰壁中终于察觉到，今时不同往日，随着台湾局势的日趋稳定，自己已经失去了意义，反而成为了蒋经国扩大势力的绊脚石，思虑再三之下，吴国桢决定激流勇退，称病辞职。

遭陷暗杀，卷入案件：吴国桢的晚年生活

吴国桢请辞的消息被在美国“治病”的宋美龄得知以后，几度劝阻，宋美龄甚至亲自从美国赶回台湾，劝吴国桢打消辞意。她对吴国桢说：“平日里有什么难言之隐，但说无妨。”

此时，吴国桢明知蒋经国和宋美龄之间存在矛盾，却不愿意利用，他认为，他们总是一家人，何至于因为自己一个外人，走到短兵相见的地步？

话到了嘴边，吴国桢只是摇头，重复自己的请辞意愿，无奈之下，宋美龄嘱咐吴国桢前往日月潭修养，她许诺吴国桢：“有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然而，当天夜里，到了约定的开车时间，却怎么也找不到司机简火万，于是，只好临时在修理队拉了一位包师傅随行。

可实际上，这一切早有预谋，简火万和特务们相熟，当日他提前得知了蒋经国决定派特务制造车祸，将吴国桢摔死或砸伤，受到威胁的简火万实在不忍心看到老主人粉身碎骨，于是借故特意避开了吴国桢夫妇，希望借此引起主人的戒备和警觉。

不料，吴国桢去意已决，当夜固执上路。

到台北的路上，道路平坦顺直，一行都安然无恙，吴国桢一行人原本随身带有三明治等干粮，原本不打算在中途停车就餐，只望快快远离是非之地，不料吴国桢的夫人突然胃病发作，三明治、水果等生冷食物难以下咽，只好到台中市的沁园春饭店用餐。

刚刚用完餐，却看到包司机神色忧虑，同人在交谈，吴国桢随口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包司机说：“先生，我在揩抚车身时，突然发现车子的两个前轮之间的螺帽和插销全被人拆了，车轮没有螺帽和插销，直路还能撑一会儿，但如果走上了曲折山路，那一定会很危险。”

吴国桢听闻之后，不再说话，他心中早已知晓是特务所为，但他暗暗嘱咐包司机，不要声张，继续修车，把车子修好之后立刻赶路，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平安抵达日月潭。

休养一段时日过后，吴国桢眼见台湾特务横行，他意识到，曾经大举反对特务机关的自己一旦卸下职务，更是蒋经国的操纵权局下的一块鱼肉，他返回台北，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顾念昔日的情谊，让他前往美国。

然而，蒋介石无情拒绝了吴国桢的请求。无奈之下，吴国桢只好致信宋美龄，宋美龄看过吴国桢一板一眼，无怨无恨的陈述信之后，反而气血上涌：昔日老友、老部下竟然被自己的夫子逼到了这般田地！

她当即找到了蒋介石，大声对质：“瞧啊，这就是你们父子俩干的好事，简直是法西斯做派！”

宋美龄的出面对吴国桢顺利辞职起到了极大的帮助。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以回母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为名，返还美国，与此同时，他的老父亲和16岁的小儿子吴修潢被扣留下来当作人质。

来到美国的吴国桢活跃于美国各大高校论坛，在各地进行讲演，他靠演说、教书、撰稿维持一家人的开支，尽管如此，他演说时依旧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

正当吴国桢打算在美国站稳脚跟，再度进军学术界时，1954年，台湾传来

王世杰

包庇吴国桢，让吴国桢携带50万美元潜逃美国的消息，还未等远在美国的吴国桢有所反应，与他交好的王世杰已经被革职查办。

留居台湾，急火攻心的吴父致信吴国桢，告知他此事。于是，吴国桢起草了“辟谣启事”邮寄与国民党秘书长

张其昀

，请他代为刊登诸报辟谣。然而，迫于蒋氏威压，张其昀只是将这份“辟谣启事”给了吴父。

年迈的吴父走遍了台北各大广告科，希望用广告的方式刊登这则启事，却被一一拒绝。吴国桢愤怒之下，揭竿而起，在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自己的“辟谣启事”。

次年2月，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声明自己辞职是因为和台湾当局“政见不合”，在采访中大肆批驳蒋氏父子目光短浅、任人唯亲、大行特务政治。一时间，美国各大办刊以头版头条刊登了吴国桢的这些言论。

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因抹黑形象”等诸多罪名，撤销吴国桢的职务，同时对吴国桢进行严厉制裁，国民党中常会将吴国桢“开除国民党党籍”，至此，吴国桢和蒋介石彻底决裂。

1984年，吴国桢接受邓颖超的邀请，正准备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庆典，以实现回归大陆的愿望，然而，当年6月6日，在美国的寓所中逝世，终年81岁。

参考文献：

《吴国桢传略》；《民国档案》；1994年01期

《吴国桢与蒋介石交恶的台前幕后》；《文史精华》；2011年05期

《吴国桢黯然离台》；《世纪》；199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