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对匈奴勃兴的反应，最堪注意当是触发了从所未有、以民族为区别的敌体感觉，《史记》与《汉书》所谓“南与中国（诸夏）为敌国”，便承认了另一个与汉族（诸夏）自己全然不同，且足与汉族立于对等地位的社会—文化体系与国家的存在。

汉文帝

对

老上单于

复文：“先帝制，长城以北

引弓之国

受令单于；长城以内

冠带之室

朕亦制之。”

当匈奴与汉朝对立时期，有一项

非常普遍的现象，便是匈奴人与汉人间交互投奔

。汉朝当时史料，偏重于匈奴人归附的记录，汉族自身越出国境奔上草原，除了某些著名将领以外，往往含糊其词，似乎不愿意讨论这个事实。但尽管汉朝讳言其事，仍有若干线索显露。举一个例——

《汉书》李陵传说明：匈奴人最敬畏而誉之“飞将军”的名将李广之孙

李陵

，富有祖父遗风。一次战役中，他以五千骑越过沙漠而北，虽被单于亲率八万骑兵围击，仍能毙敌一万多人且突围，以后再苦斗八日，终因等候汉朝援兵不至，投降匈奴。

这种情况在汉朝法律上本不构成罪大恶极

，但相隔一段时期后，李陵留在汉朝的家属却突然被汉朝政府处死，因此李陵才决定反抗汉朝，并牵引出他“留胡节不辱”的好友

苏武

，在被匈奴扣留十九年释回时，与李陵相互赋诗惜别的可歌可泣故事。

汉朝政府为什么杀李陵家属？《汉书》李陵传仅指出是情报错误，误认投降匈奴而“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的都尉

李绪

为李陵，以及冤狱发生时“陵曰：

乃李绪，非我也

”愤然抗议的简单记载。但也幸有这些简单记载，否则后世人无从知悉有李绪其人向匈奴靠拢这回事。

汉朝都尉职权与地位都非低小，尚且隐讳，其余逃亡匈奴的可知

。

与上述相类似，文献记载中不详其来历而出现在匈奴的汉将，如“长水虞常”等，又往往散见于若干列传中，此其一。其二，每一次汉朝将领投向匈奴，都会带领一批汉人前往，例如“

（卢）绾

遂将其众亡入匈奴”“

卫律

所将降者”等，史书中并未抹杀。其三，汉朝无论当匈奴尚在敌国时代，或呼韩邪以后转变为属国时代，都曾一再重申“

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

”，和“

有降者不得受

”的约束。

王莽

执政，且有详细的“四条”颁布，命令匈奴：“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汉书》匈奴传下），

汉人继续不断逃亡匈奴的趋势

，可以想象。

在汉人投降匈奴成为普遍现象中，例外的代表性人物是

苏武

。汉—匈交涉，

双方外交使节原都带有间谍作用

。苏武出使至匈奴被扣留，以及被放逐到了丁灵王

卫律

封地域内，当时称为“北海”的贝加尔湖畔，便因他在单于庭牵涉一项策反案件。他于李陵投降前一年的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抵达匈奴，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被释回，留胡十九载而全节归汉，其坚强不屈意志，自此名垂千古。

事实上，

游牧民族传统向无种族歧视心理，他们只有“敌”与“友”的区别

，同一异民族，敌对时屠杀，站在同一阵线则为兄弟，匈奴对待汉人便也如此。所以俘虏与投诚，待遇判然有别。

对于汉族有力、有地位人士投降，尤非只欢迎而已

，单于如何尊重他们，从无不任为大臣或封王可以得知。

这些背叛汉朝的有名人物，最早出现于记录的是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之交，汉朝初建国时代的

韩王信

，此人虽然不久便在一次对汉朝的攻击中阵亡，未在匈奴发生影响力，但由其开端而陆续抵达草原的，却

都与单于长期保持了密切与圆满的合作

。一方面，单于重用他们担当军事与政治顾问，相对方面，他们也为改造匈奴军队，以及

协助完成匈奴统治制度的组织化

，而提供经验，这是不能以价值衡量的贡献。

唯一在匈奴未得好收场的投降大将

是汉武帝姻亲，因征服中亚细亚大宛国而赫赫有名的

李广利

，但他的被杀，却是

汉人投降集团自相倾轧

（与卫律）的结果，在他未死以前，同样得到单于优厚的礼遇与亲信。

汉人在匈奴，以后甚至可以造成

左右匈奴政局

的现象。狐鹿姑单于之死，氏族长大会选出第十一代单于壶衍鞮，便由于因奉派出使匈奴而与匈奴勾结，终至投奔了匈奴的汉人卫律，策动狐鹿姑颛闾阏氏争取的结果。五单于并立的大分裂局面中，其一乌籍单于，又是李陵之子所拥立。

呼韩邪单于

结束匈奴与汉朝对立形势以前，匈奴对中国“和”或“战”的外交政策制订，都受到这班叛国汉人的决定性影响，也唯有他们才最了解汉族与汉朝政府内情。因此他们在匈奴，已成为如何选择最适当时机与最适当方式，为匈奴从汉朝博得最大经济利益与满足财富欲望的决策人，这又是匈奴单于为什么重视与重用投降汉人的另一个原因。

同样的理由与同样的情形，投降匈奴人之于汉朝，待遇也相同。归附了汉朝的匈奴贵族所携来优秀骑兵，便自武帝时代开始，经编组为所谓“

属国胡骑

”。胡骑被纳入国家常备军“八校尉”，八校尉中

长水校尉

与

胡骑校尉

所率领，主体即匈奴骑兵。这两个职位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前者是专门掌控池阳地区的胡人骑兵，后者是专门掌控水、宣曲地区的胡人骑兵。

如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两部士兵四万人投降汉朝，被分置为5个属国。这些属国平时保卫被安置的地区，战时提供兵员。由于他们都在边疆，且本身就是胡人，熟知匈奴的战术，因此北伐匈奴的战争中，他们的数量必然不会少。尤其是漠北之战中的霍去病部，其所部长驱直入2000里、快速奔袭匈奴腹地的作战方式，正是胡人骑兵熟悉地形吃苦耐劳的特点所适合的。

匈奴人的任用于政府中担任公职，还附有一则历史上有名故事，公元前87年武帝逝世时，受遗命被托付在嗣位幼主昭帝成年前共同代行皇帝权力的三人，为首的武帝后辈亲戚霍光之外，其一便是归化匈奴人

金日磾

(jinmìdī)（降汉休屠王之子）。尚在敌国时代，而以敌国降人寄付政治上最高权力，似乎不可想象，

但在汉朝，便有这种一视同仁的胸襟，正如同匈奴

。

但是，汉—匈相互重用归化人，对彼此社会内部的影响却大不相同。汉族社会不因匈奴人加入而发生变质，相对方面，匈奴人私人财富积蓄观念的养成，以及代表农业定居社会特征的“城”与殿堂等汉式精神与物质文明、汉式生活习惯，可以想象，都系随了包括

高级将领、专家与知识分子在内的汉人一批批登上草原而移植到匈奴

。匈奴“城”的见于中国史料，便有颓当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虽然实际可能都只汉族社会“堡”的性质。

汉族文化浸透匈奴社会，主要责任还在

匈奴上层支配阶级，他们乐意汉式物质生活与享受

，才通过加入匈奴社会的汉人群导引匈奴文化变质，这些汉人自身则无意损害游牧文化传统。于是，一项颇有趣味的现象乃在草原发生：匈奴贵族向往汉化，加入游牧社会的汉人反而以游牧文化维护者姿态，竭力阻止趋势的发展。

这种现象，早在汉朝第三代皇帝文帝与匈奴第三代单于

老上单于

时代，已经存在，当时随和亲公主入匈奴的不满分子宦者

中行说

，便是忠于匈奴传统最著名的例子。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中，他到匈奴以后教会了匈奴人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核算记录他们的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

他在

单于庭

词锋咄咄，驳斥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节所谓匈奴陋习的精辟辩论。

另一段他对老上单于相当沉痛的劝告，匈奴列传记录说：“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

中行说

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然而，劝告并未得到效果，由单于以及匈奴贵族们带头，“好汉缯絮食物”的不祥之兆开端以后，愈到后来愈难摆脱汉族物质诱惑，匈奴文化与匈奴国家崩坏，危险信号自是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