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分餐制已经成为公共聚餐的一种时尚。特别是较为发达的地区，民众基本上实现分餐饮食和普及使用公筷公勺。不得不说，公筷公勺的推广是社会文明和大众自觉的一大进步。因为漫长的封建历史，使得中华文明形成一整套围桌聚餐和同鼎而食的饮食习俗。虽然说围桌同鼎的饮食方式，看起来能够促进朋友间的感情，但是按照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试想，若是一桌知根知底的熟人相聚进餐尚能说得过去，换作是出于业务需要，山南海北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都在一个盘里吃饭，谁也不能保证在座诸位都是健健康康，无形中会增加一些饮食的风险。所以，随着人的素质不断提高，聚餐饮食的过程中“分餐”和“公筷”开始出现在餐桌。很多人以为“公筷”是一种新兴的事物，实际上早在千年以前的封建中国已经开始普及“分餐”和“公筷”。

宋高宗是首位公筷使用者

虽然以筷用餐是华夏文明的专属文化，但公筷的出现要明显晚于分餐制。根据史料考证，南北朝以前，华夏地区还没有形成使用筷子的习惯。因为那时的饮食还没有出现五花八门的煎炒烹饪，古人的饮食主要以“腌、烤、蘸、煮”为主，所以史书上经常记载，很多出使敌国的使者动辄遭遇下锅煮食的命运。

另外，南北朝是华夏文明大融合的时期，著名的“五胡乱华”便是发生于此，即便是隋唐两朝也不是由传统华夏汉人建立的政权，它们都是由西北鲜卑族建立，虽然建制上效仿华夏，但很多衣食住行的习俗仍然带有浓厚的胡人风格。所以，唐朝以前乃至北宋（刚刚结束五代十国），整个社会在饮食上还没有形成“讲卫生”的观念，拿勺子筷子乱舀乱夹的现象十分普遍。

公筷的出现要得益于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南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的朝代，讲究的原因无异于社会的繁荣富庶和靡靡文风的盛行。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一项风尚的流行往往由上流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兴起，再逐渐地推广至全社会。

明朝文史学家田汝成在他的《西湖游览志馀·帝王都会》中写道：

高宗在德寿宫，每进膳，必置匙筯两副，食前多品，择取欲食者，以别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对曰：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

高宗皇帝真讲究，此话之意是说，高宗皇帝进膳时，总会准备两副筷勺，每次都用公筷共勺将汤菜盛到一个碗碟中再吃。吴皇后问高宗此举为何，高宗说不想让侍者吃自己剩下的饭菜。

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来看，基本肯定华夏文明使用“公筷公勺”的历史可以上推至南宋初年，宋高宗也成为有史记载的首位公筷倡导者。

周朝的分餐制是服务礼制的需要

周朝是华夏文明的一大标志性阶段，它最大的贡献开启华夏文明的“封建”时代。何谓“封建”，即封邦建国之意。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将本家的土地封赠给那些功业显赫的大臣，同时给这些大臣加封“侯爵”的头衔，让他们替自己管理封地。在册封与被册封的过程中，周天子与诸侯会达成一定的契约和口头约定，比如朝见、勤王、进贡等等，这些契约经过发展，就变成一本书名叫“礼记”。

礼记是周朝时期，用来明确君臣上下级关系的典律，对诸侯及士大夫的义务、周天子的权力都有着详细的规定，用后来孔子的一句话说叫“君君臣臣”。很难想象“礼记”如此有影响力的封建典律，它的核心思想却是建立在“饮食”的基础上。

所以，礼记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明确地指出，整个社会的礼节都是以饮食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层级的饮食标准和食具的使用，来区别出身份地位的不同。通过相关影视和书籍的描述来看，周汉期间采取席地而坐的进餐方式，所有人按照东西南北分坐，人人面前摆放一张小餐桌摆满食物，这便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分餐制。

故孔子有言“席不正不坐”，不是说餐桌摆放不正就不要吃饭，而是说要根据自己的身份选择相关的座次。比如“鸿门宴”上，项羽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便是主次宾客规则的体现。

很多人会认为“分餐”和“公筷”是装斯文、假讲究，但是遵循科学用餐的标准来看，分餐和公筷的普及确实非常有必要，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聚餐方式，不但不健康卫生，而且还非常不雅观。所以，倡导“公筷”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