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脱离了共产党，部分人叛变了革命，部分人改投了国名党反动派，部分人依庇于各地军阀。

其实，与共产党损失相比，国民党左派损失更为严重。反动派反革命政变前，国名党有60多万党员，清党后国民党重新登记还剩30万人，那被清掉的30多万人是啥？你猜猜。

大多数国名党左派，都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一部分坚持自己理想信念的人参加了共产党，一部分加入了以邓演达为首的农工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新党，可惜邓演达也被蒋介石杀害了，此党就分崩离析了），更多的所谓“左派人士”如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或者加入了汪精卫、顾孟余的国民党改组派。

一、“清党”使反动派丧失了基层统治

清党前，国名党的60多万党员，很多都是贫苦农民和工人出身，他们是国民党在基层的主要力量。这些人都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帮助国名党组建的基层力量。

以

邓演达为主要代表的

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们，立场稳稳地站在工农那边，亲兵爱民。他们甚至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做得远远不够，他们号称要跟我党比拼民心！

当时这个邓演达到哪里，农民工人们就跟到哪里，他不但要打土豪分田地，还要人人接受教育、人人获得公平，提出了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分配方案，在国名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连毛主席都感叹过他的立场坚定。

国民党左派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右派只愿意推行“联俄、联共”，不愿意“扶助工农”，因为工农起来了就影响了自己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

“四一二”反革命前，蒋介石得到了大资本家和士绅阶层的支持。仅江浙财团就给蒋介石提供了超过7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反动派的财政状况因此改善，再也不需要苏俄的援助了。所以，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屠杀工农了。

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够争取到底层老百姓的民心。后来“剿共”的时候，蒋介石对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羡慕不已，经常在电文手令里，各种夸奖朱毛“匪军”得厉害，对手下将领各种教育，要求他们“向匪军学习”。

可是国民党的军队完全没有群众基础，怎么可能向“匪军”一样呢？又怎么可能拥有基层组织能力呢？无论他们通过抓壮丁征来多少兵，都会被军官们“吃空饷”，当作奴隶一般虐待，不但没有战斗力，还会在关键时刻倒戈起义，开个“诉苦大会”，成为“解放战士”。

1938年底，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叶剑英接到一项奇怪的任务：给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接到这个任务，叶剑英有点意外。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游击战术一直是我军赖以对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不传之密，怎么能将“绝世秘籍”告诉国名党呢？

带着困惑，叶剑英不解地向毛主席求教。毛主席说：游击战术传授给国名党又如何？他们只能学到皮毛，我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战术是需要根据地老百姓坚决有力支持才能实现的，国民党能做到吗？放心大胆地教。果然，教员的战略战术都是明牌，国民党没有基层民心支持，学是学不来的。

二、“清党”使反动派形成了“腐败共识”

国民党清党后，党内形成共识：谁清廉谁就是共产党。比如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就因为沙发有补丁而被人怀疑是共产党

（不过，他真的是共产党）

。

反动派清掉革命进步左派后，吸收了大量地主乡绅、地痞流氓入党。自此，

国民党

彻底失去了基层。国民党堕落到什么程度呢？杜聿明就曾怀疑

郭汝瑰

，

他对蒋介石说的理由是：“我在党内已经算够清廉了，但是我去郭汝瑰家里拜访，发现他家的沙发居然打着补丁，他真的有很大可能就是中共间谍。”

大批基层国民党被当做共产党逮捕，那些地主乡绅和资本家们看哪个国民党党员不爽，看谁清廉、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就诬告他是共产党。

当局接到举报后，无需证据也无需审判，可直接逮捕入狱，连辩白的机会都不会给。

那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可不是说说而已。

国民党党内的潜规则就是，谁为基层老百姓说话，谁就是共产党；谁不贪钱，谁就是共产党。你不贪污或者你反贪，你就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的敌人，他们就会给你扣上共产党的帽子。

蒋经国反贪都被人告状说他是共产党作风，他要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早被当做真共产党抓起来了

（当然，蒋经国在苏联真的加入过共产党，不过后来退出了）

。

这样的国民党，如何凝结共识、团结民意、凝聚民心？蒋介石告诉蒋经国不能严查腐败：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所以，他的败亡早已注定。

三、“清党”使反动派根本落后于“我党我军”

林帅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苏军士兵趴在雪地上修理汽车，快冻僵了。有人问他，天这么冷，怎么还这样干？那士兵哆哆嗦嗦地说：斯大林知道我！斯大林知道我！

林帅就在想，这种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应该受到什么启发？其实，我们党领导下的政治工作，与苏联相比，一点也不差。我党能根本碾压国民党反动派，也是我们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做了最广泛的动员。反动派“清党”之后，和我党相比，差得十万八千里。

反动派时期，工农老百姓受到残酷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给地主打工、给资本家打工，领福报。福报领得越来越多，还被抓壮丁，让这些贫苦老百姓扛着枪上战场去当炮灰。打直奉战争，直皖战争，中原大战。一个中国老百姓的一生，就是这么惨，光是活着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后面闹革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工农兵”三种身份中的一种甚至多种。

我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老早就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家的统治阶级。我党为革命奔走、大声疾呼，广泛宣扬《共产党宣言》，要让工农朋友们明白，原来自己活得这么苦、这么惨，最后都是让黄老爷发财。

虽然资产阶级一度也同我党一起打黄四郎，打军阀，但他们和黄四郎其实是一丘之貉，只有工农自己做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由于国名党反动派民心尽失，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我党这个新生政权愣是一举打败了蒋介石的海陆空“不厌其烦”的围剿，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长征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星星之火越燃越大，一路把蒋介石烧到小岛去了。

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表现，更是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形象打入了全世界人的心里。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印度鬼子……都纷纷甘拜下风。

他们说：不怕共产党的军队现代化，就怕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思想化。

整个二战期间，法国人坚持的时间不如苏联一栋楼长，玩绥靖的英国被纳粹打个措手不及，疯狂卖队友，美国则是两边下注，趁机捡漏。苏联红军，是从头打到尾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从头打到尾的，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在广大敌后根据地消灭日本鬼子，破坏铁路、破坏生产，不断给日本鬼子放血，让他们的以战养战搞不下去，搞得“鬼不聊生”。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代价。

解放战争期间，我党军队所到之处，除了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各军阀杂牌部队马上倒戈相向，革命队伍如入无人之地，全程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到了后期，蒋介石的嫡系也预感到了灭亡，也纷纷倒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者都为之寝食难安。1950年底，志愿军入朝作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夸口说：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军队回国庆祝圣诞。谁知道，朝鲜战争打了3年。美国老兵嘲笑：志愿军吹响冲锋号，美军精神都崩溃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的冲锋号就曾给美军留下过可怕的回忆。“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就有过这样的描述：它是铜制乐器，能发出刺耳的声音，战场之上，她仿佛非洲的女巫，吹出魔笛之音，只要她响起，志愿军便不要命的扑向我军，我军总被打的如潮水般溃退，甚至美军士兵都崩溃了。

上甘岭战役，中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美军在上甘岭每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志愿军的激烈抵抗。阵地易手数次，每当阵地丢失，志愿军们便会立即冲上去夺回来，如此往复，大部分阵地始终被掌握在志愿军手里。坑道战，有不少战士只要一个低头的功夫，自己身边的战友就已经不在了，不少胜利后回国的战士都留下了永久的损失。为了取得物资，运输队人员的伤亡是最大的，在地上爬着走成为他们的常态，可是尽管这样，还是免不了受到炮火的轰炸。整个志愿军的后勤运输员的伤亡率达到90%。

在朝鲜战场上，不时涌现出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的战士们。远远不止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王万成、龙世昌……这些英雄人物，更多的数不尽的英雄们，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抗美援朝胜利后，世界才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空前提高，海外的华人和华侨也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这一切，都源自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哥哥战死、弟弟顶上在我军是司空见惯。登记户口的官员，经常能看到同姓同地址的烈士名单。更多的烈士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因为包括连长、指导员的整个连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情况太普遍了，所以已经没有人能够统计出全连每个战士的姓名、籍贯了。

以至于天安门烈士纪念碑落成时，大家绞尽脑汁设计了许多碑文，却都觉得无法体现烈士们保家卫国的悲壮，在现实的史诗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过于苍白。

思来想去，大家给这座雄伟壮观的纪念碑写了一句话：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种伟大的革命奉献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国民党反动派有吗？所以，“清党”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已从根本上，精神上，信念上，全面落后于我党我军。

这里，还想延伸一下，怎样很好地宣传、继承我党我军精神？

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陆续诞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艺类型。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到人民生活中去，先后涌现出丁玲、冼星海、魏巍等一批贴近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诞生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黄河大合唱》《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伟大作品，歌颂了工农兵作为国家主人那种无与伦比的自信。

我们之所以这么傲气，是因为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国家。每当《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让人沸腾，浑身起满鸡皮疙瘩。

“东方雄狮”的称号，不是因为我们有天下无敌的百万大军，钢铁洪流；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颗核弹，让世界在自己脚下颤抖。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来源，是人民的支持，是我们的信仰。

试举一例，我党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一穷二白，但却能掌握全国最大的情报网络，有着数不清的国内、国际支援。这一切，都不是用钱买来的。

家境殷实的龙潭三杰心甘情愿地背叛自己的阶级，在反动派里替党卧底，面临瞬息万变的危险情况，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潜伏在台湾的吴石将军临刑前，从容赴死，吟诵“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当然，还有上文提到的，我党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郭汝瑰（国防部作战厅长），反动派们的作战计划都是共产党拟定的，你还拿什么跟我们打？

还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奥威尔、毕加索、聂鲁达、海明威、加缪这些来自各个国家、有着不同出身和工作的人，为了同一个信仰参加了国际纵队，并肩作战。

在中国的江西山区，在欧洲的大平原上，在南美的雨林里，无数素未谋面的战士们，都因为同一曲《国际歌》相互支援，成为了同志。

许多公知狂吹美国“自由民主”时，他们都忘了，“民主”这个词，从来都是马列主义的专属，那个时期文艺界的普世价值，还轮不到美国来诠释。

可惜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全世界都逐渐陷入到后现代的迷茫中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又成了文艺界的主流，不合逻辑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充斥了全世界的荧幕。

那种对集体主义强大力量的赞美，对无产阶级人民英雄的歌颂，对工农兵战士们一往无前精神的宣扬，在近些年的文化、影视作品里，只有中国还有所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