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老院在政治地位、宗教信仰和经济层面出现的变化，是多神教贵族基督教化的内部根源。随着元老贵族政治地位的下降，他们不愿意履行繁重的公共责任，基督徒则不需要承担这种责任。

1.“皇权强化“背景下元老贵族不断下降的政治地位

四世纪，元老院规模的扩张，元老阶层的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无论是古老显赫的贵族，还是商人的儿子都可以获得元老称号。元老在户籍、职业选择和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多样化。

罗马帝国确立后，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地位虽有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不断走向衰落。罗马元老院地位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帝国早期，帝制确立后，统治者意识到元老院是宫廷的障碍，所以皇帝不断蚕食元老院的权力。三世纪后半叶，戴克里先直接绕过元老院，提拔非元老等级的人担任官员。帝国西部少数几个地区的总督职位继续由元老贵族担任之外，元老贵族极少有晋升的空间。

尽管君士坦丁（ConstantineI，306-337年在位）统治时期恢复了从元老阶层中任命官员的传统。君士坦丁一世改变了戴克里先直接越过元老院任命官员的做法，规定只有获得元老称号的贵族才能担任帝国官员。君士坦丁一世扩大了元老院的规模，“为侍从和行省人员获得元老称号提供了机会”。但大量新贵族的加入，也影响了旧贵族的传统地位。同时，行省官员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元老院，致使古老的元老贵族家庭走向衰落。

罗马元老院政治地位的衰落反映在帝国政治机构的变化上。四世纪，帝国核心的政治机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另外的两个政治团体：军队与宫廷。在这两个团体中，罗马元老贵族都没有获得自己的地位。这是皇权强化的直接后果，“罗马的传统家族体制开始衰落，蛮族在帝国体制内地位的提升。”罗马元老院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已经失去了活力，罗马元老贵族的政治地位已无足轻重，仅在经济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克劳迪在提到统治者与罗马元老院的关系时说：“世界上的所有伟人，都受到你（统治者）的影响，或曾得到前任统治者的重用。西班牙贵族，高卢的智者，罗马元老贵族都聚集在你的周围。”可见，罗马元老贵族在宫廷中并不占优势。罗马元老贵族个人政治地位的衰落也是罗马元老院作为政治机构地位衰落的反映。

从元老贵族任职情况也能看到元老院政治地位的变化。3世纪中叶开始，“元老贵族不再指挥军队”，意味着元老贵族已经远离政治的核心圈。但他们的社会责任却并未减少。元老贵族的升迁只涉及文职，不涉及任何军事指挥权。三世纪末，“除了司法官和执政官（quaestorshipandpraetorship）两职位外，所有的领事职务从元老院消失了，禁卫军长官由骑兵担任”。元老贵族失去了对高级官职的垄断地位。四世纪后期，瓦伦提尼安一世改革了帝国的选官制度，“新的制度更重视晋升宫廷贵族，而不是传统的元老阶层”。

四世纪，宫廷不再设在罗马城，是导致元老院政治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由于边界蛮族压力，宫廷设在边境线上。随着宫廷的迁移，罗马城已不再是帝国西部的政治中心，这个中心已转移至意大利北部的特里尔和米兰。失去了皇室庇护后，罗马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元老贵族一般在罗马城或是西部行省担任长官，与统治者接触的机会不多，因而失去了更多升迁机会。元老贵族只在重要节日面见统治者，统治者也不太重视元老贵族。

瓦伦提尼安一世在位五周年时，叙马库斯作为元老院使团的代表去特里尔面见皇帝，向宫廷呈献贡金，皇帝只给了他一个象征性的“第三等级伯爵”称号。宫廷对元老贵族的不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四世纪的几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狄奥多西一世，都崛起于地方行省，更重视追随自己的将领和廷臣，而不是罗马城的元老贵族。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时期，在宫廷甚至形成了一个潘诺尼亚派，军事将领大多来自潘诺尼亚，出身于潘诺尼亚的官员在帝国拥有很大的权势。

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地位也因新罗马君士坦丁堡而受到威胁，君士坦丁一世在帝国东部建立了新城君士坦丁堡，将该城作为政治中心，因此帝国出现两个元老院。在此背景下，叙马库斯等罗马元老贵族只能不断重申罗马元老院拥有不可剥夺的特权，罗马元老院的地位不因任何外部因素而改变，同时强调罗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主导地位。这是罗马元老贵族对罗马元老院、罗马城失去的政治地位所做的徒劳地呐喊。

总而言之，受“三世纪危机”和皇权强化的影响，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由于皇权加强，元老院的荣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依附于皇帝，而不是元老贵族的特权。这时的统治者出身于行省，宫廷也不设在罗马城，行省官员更容易获得元老称号和晋升机会。从行省进入元老院的新贵族更倾向于信仰基督教。这些信仰基督教的新贵族更受统治者重视，多神教贵族的力量则受到冲击。随着多神教贵族政治地位的下降，他们维护传统宗教的作用也被削弱了。

2.元老院内部的多神教信仰受到冲击

四世纪后期，大量新贵族加入元老院。新贵族进入元老院的时间较晚，构成人员不再限制在意大利地区，而是来自地方各省甚至更远的地方。新贵族主要信仰基督教，因此也称被为基督教新贵。这种现象由许多因素造成，帝国后期，元老称号更容易获得，有利于提拨行省官员进入元老院。四世纪中叶，外地人占了罗马人口的大多数。“来自外省的新贵族很难获得神庙祭司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被传统的元老贵族所垄断。因此，“来自外地的贵族更倾向于信仰基督教”，削弱了元老院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所以在四世纪后期，元老院内部已经形成了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两个不同的宗教团体。

元老院内部的分化从图拉真广场的雕像和铭文中得到体现。图拉真广场是纪念元老贵族最重要的场所。根据罗伯特·陈纳德（RobertChenault）的研究，图拉真广场上既有多神教徒的雕像也有基督徒的雕像。斯蒂芬·安德鲁·库帕（StephedAndrewCooper）认为由于元老贵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不能将多神教徒贵族的利益与整个元老院的利益等同起来。

所以在对待基督教的问题上，新旧贵族有着不同的看法，新贵族冲击着旧贵族的宗教信仰。随着上层精英改信基督教，元老院中基督徒的数量不断攀升，主教也开始加入官僚行列，主教住在豪华的房子里，“主教在上层阶级中占据一席之地”。

关于此时元老院的宗教结构，有两种说法，一种由莱恩（RanHaehing）提出，莱恩通过分析君士坦丁一世之后的高级官员（包括禁卫军长官、城市长官、行省总督）的宗教信仰，认为只有到瓦伦提尼安一世和格拉提安统治时期，高级官员中基督徒的数量才开始超过多神教徒。

另一个观点是尤西比乌斯（Eusebius）和狄奥多里特（Theodoret）在他们的作品里所阐述的，他们认为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基督徒已经占据重要位置。狄奥多里特欢快地说，“我们感到非常愉快，因为亲眼见证了多神教被摧毁，通过上帝的仁慈和努力，我们的信仰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尤西比乌斯则提到，“多数人放弃了众神的信仰，国家与教会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到狄奥多西一世取缔多神教信仰之后，元老院的基督徒才占据多数。如T.D.巴恩斯（T.D.Barnes）认为，在四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依然以多神教徒为主。但上层阶级信仰多神教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除了元老贵族内部的分化冲击了多神教信仰的力量外，多神教贵族不愿意履行或是已经负担不起城市的宗教责任。元老院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了，元老贵族不愿意履行城市义务，纷纷跑到乡村闲暇度日。

多神教贵族甚至认为担任公职是一种负担，他们不愿意担任公职，他们更喜欢在乡下安逸地生活，享受他们的财产。如林中泽在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罗马帝国两部最大的区别是，随着社会转型，帝国西部的古典城市纷纷衰落……许多城市贵族退避到乡间别墅和城堡中。”

税收增加和沉重的军事负担等因素也影响了多神教贵族为神庙建筑和公共节日掏钱的意愿。多神教贵族需要负担沉重的公共义务，为了躲避这些责任，甚至躲到乡下长时间不回城市。而新贵族因为是基督徒，可以免除税收和公共义务，所以城市议员为豁免这些公共义务，愿意接受洗礼。长此以往，多神教贵族不愿意公共义务，城市议会也衰落了，这些活动都与传统宗教息息相关。城市议会衰落则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宗教信仰。

元老院中的新贵族多数信仰基督教，在元老院形成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随着新贵族不断加入元老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多神教贵族的传统信仰，分散了罗马元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因为在宗教上，新贵族与多神教贵族的利益是不同的。以多神教贵族为主体的城市议会的衰落，使旧贵族不可避免地被新贵族所取代，传统宗教也被基督教所取代。

结言

皇权的强化与元老院的衰落，使多神教贵族无法保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在皇权强化的基础上，多神教贵族的宗教信仰受到统治者意志的较大影响。所以元老院内部的调整本质上体现了统治者的意愿。统治者发布的法令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来自宫廷的压力是多神教贵族皈依教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