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集使和进奏官，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负责连接地方四方与中央的信息交流的官员。他们分别在唐朝前后期，在朝廷与地方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

两者贯穿了唐朝整个时期，在政治，经济，新闻传播等诸多领域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象征了唐朝地方与中央之间权利拉扯过程中的秩序进程。

同时，无论是朝集使，还是进奏官，亦或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上计吏，在他们均服务于当时“驻京办事处”的背景下。

研究其职能差别以及权力背景的演变与差别，对后世的权力分布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朝集使与进奏官的异同

已有的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连接研究，很多都是在朝集使与进奏院之间比较、讨论。

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分布版面中，朝集使是一个职务。

而进奏院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相应发挥类似功能的机构统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办事地点，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可比性。

因此，我们选择了朝集使与进奏官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信息传播机构人员的代表进行研究，从他们的异同来剖析一二。

1、身份不同

根据史料记载，朝集使早在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在唐朝前期达到政治权利方面的一大飞跃。

朝集使是唐朝前期州郡行政体制下的产物，每年各个州郡派遣官员去往京城，处理中央与地方的交接事宜，这在当时被称为“述职”。

这一情况在“安史之乱”之后得到改变，朝集使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唐朝后期的主要述职人员——进奏官。

进奏官与早期朝集使的选举方式极其类似，是由唐朝后期的州，道，县制度下产生的派往京城的代表。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朝集使还是进奏官，都作为五湖四海各个州郡县地方官员代表，在京城进行信息传播方面的政治活动。

说起两者之间身份的差异之处，就不得不提到朝集使与进奏官两个不同时期的封官制度的差异。

朝集使作为唐朝鼎盛时期前期的地方代表，往往是拥有都督或者刺史之类的头衔，也就是地方的首脑级别的人物，几乎都是掌管一方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翘楚。

其中级别略微低人一等的下级刺史也是当朝官居四品、红极一时的人物。更有一些地方选择由上佐担任朝集使的职位，这里的上佐一般是指各个地方的司马、别驾、长史来担任。

他们在权力品级上或许略逊一筹，但他们“掌管二府州县之事，以纲纪众人事务，通判列曹之位。”同样是身居要职，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相比之下进奏官则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身为藩郡的代表，也有一些掌握着实际权利，如，道之武职长官等等。史料也记载有“奏带正宫”。

甚至有“请兼检校官及宪官者”，但其身份地位有时甚至不比当时的朝廷正官。这一点便是当时两者身份的主要区别之处。

2、起居、办公场所不同

唐朝初期，朝集使来到京城之后需要与商人们一同居住。有史料记载：“皆租赁房产与商人杂居。”

直到贞观年间，太宗为了方便管理才在京城内闲置的起居场所为各个州县的朝集使设置了专门的休息场所。

作为他们在京城进行信息交流活动的中转，“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造宅邸三百余所。”

但唐朝当时的朝集使办公场所的全貌的具体方位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只能在北宋时期的史料典籍中查找蛛丝马迹在宋敏的《长安志》中记载，它们主要分布在以东市为中心的几个特定坊中。

地点林林总总，但是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进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与平康坊，其中崇仁坊在巅峰时期更是达到数量之最。

经过后来史学家推测，诸州邸分布于“长安城朱雀门往南九坊正中央的第五行”史料记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这一点也间接吻合了贞观年间太宗下诏令建造诸州邸时所说的“闲坊”二字。可见，诸州邸所处之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与市井地区的交接并不理想，进奏院可就大大不同了。

史料记载：崇仁坊“因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平康坊则更是声色犬马，样样精通，史称“诸妓所居之聚也”。进奏院所在诸坊正是在朱雀街街东围绕东市而分布。

可见，诸藩镇进奏院不仅靠近宫城、皇城等政治中心，周围又有长安城两大市场之一东市补给日常生活所需，其地理位置要比州邸理想得多。

3、传递政务信息的类型与方式不同

朝集使在京城办公的时间大概是从每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到第二年的开春时节返回各地。在京城的这几个月里，各地而来的朝集使需要有序处理本地的各种事宜。

例如：参与地方官员的考核以及评选，向中央朝廷贡献自己产地的特产以及贡品。唐朝前期中央对待朝集使的态度十分亲切重视，这一点我们从前期朝集使的权利之大，官位之高，也可以得知。

皇帝有时甚至会亲自召见朝集使，这样对于地方经济，政治，军事等相关事宜有更详细的了解。

高宗即位之初，就曾“日引朝集使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每天接见的朝集使达到十人之多，玄宗则下令：“诸朝集使十日一参，朔望依常式。”

我们发现，历代皇帝都希望在朝集使来朝的这段时间内，尽可能地对地方事宜有深刻的掌握，这也是当时严肃稳定政治秩序的体现。

而进奏官的工作内容与朝集使相比则更为随意。他们只需要定期前往朝廷报告政治军事动向等边地事宜。

同时也作为信息搜集机构，搜集京城的各种官员任免方面的信息，返回郡县后向各地长官汇报。

但是进奏院状报在中央朝廷方面的受重视程度同样十分明显，他们需要代表边地以及各个郡县与朝廷中央进行调和，在尽可能满足双方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己方的最大利益。

对于势力较强地区的进奏官，他们与中央交流时也相应地会根据自身的实力提出更多的要求。在这个枢纽机构的协调下，中央与地方互相利用得以延续。

二、从政治秩序的演变看职位的变化

唐朝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且特点区分极其鲜明。在唐朝前期，在各个明君的治理下，社会形势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随着逐渐步入唐朝后期，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权利逐渐式微，对各个州郡县的控制力更是远不如从前。

各个藩镇势力和中央政权貌合神离，表面上支持唐朝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完全游离于权力体系之外，养精蓄锐。

在唐朝前期，地方藩郡长官往往迫于中央政府的威严，进奏使在衣食住行，包括汇报等方面都完全无条件地服从于中央的安排。每年的年底到第二年的春季，进奏使小心翼翼地向大唐天子汇报。

在恩威并施的政策中，中央确立了对各个郡县藩属的绝对统治地位，严谨稳定的政治秩序被确立下来。

在唐朝后期，进奏使的背后是日渐强大的藩郡长官，这个时期，他们会更多地以自身的能力谋求藩镇的最大利益。

“名为接应，实为监听”，作为边地放在中央的耳目，他们象征了唐朝整个社会背景中政治秩序的演变。

总结

中国古代的驻京办事处经历了前后期截然相反的演变过程，而对于郡县藩属的绝对统治地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一种较为理想状态下的信息沟通与处理的模式。

长久以来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背景下，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分株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状态。

当政治形态趋于稳定的时候，地方政府能按照中央指令进行运转，这也是唐朝前期信息情报传播方便快捷的原因。

然而一旦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出现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带来的就可能是风向的迅速转变。

进奏官和朝集使在唐朝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现在“驻京办事处”的雏形，工作重点也在一步步演变中影响着现代信息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长安志》

《全唐书》

《旧唐书》

《唐代进奏院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