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作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元素，构成了整个国家。

同时民众也是一个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无民，则无家，更无国。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其大义为：君主就像一条船，而民众就是江河里水，水能把船负载起来，也可以把船淹没。

劝谏君主要以人为本，不可忽略民众的力量。

一个老百姓的力量很小，但是天下所有百姓的力量足以推翻任何一个皇朝的统治。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皇城的毁灭都是欺压百姓，被百姓所推翻的。

各种保障民生和应对突发情况的制度的实际需要也就体现出来。

一、唐朝赈灾制度

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进行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商品贸易的流通很缓慢，导致他们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抵抗力不足，所以造成惨剧。

可皇朝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通常会采用一些制度来把自然灾害的损失降低，达到自身可以承受的地步。如唐朝，它的赈灾方式有其先进的地方。

自然灾害最大的威胁就是粮食受损，使得农民无粮食可以吃，很容易形成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惨剧。

故赈灾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发粮。

朝廷接到天灾的消息后，根据掌握的具体情况，安排官员去赈灾。从别的地方调粮食去赈灾，这些粮食大多数是官府自己的官粮，也有一些民间的乡绅之类有能力的人进行粮食以及钱财的捐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有能力和爱心之人，他们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的家人，这片大地上生存的家人。

这种调粮的行为类似于现在的南水北调，只不过它是粮食。

发放粮食只是应对一时之需，无论多么繁荣的朝廷都无力承担地震地区百姓长期的生活。这是古代生产力的局限性。

地震后灾区重建，以及灾民安置成了重要的工作内容。唐朝也采取了一些借贷的方式。

灾民可以向朝廷借贷一些农作物种子，进行灾后耕种。这种借贷只是需要收成后归还本金就好，多数是没有利息的，这也是朝廷为了安抚灾区人们的一种手段。

如果地震过后的地区不适居住，也会进行搬迁，不过大多数是以合适为原则。

但地震多发地区为西北地区，在搬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民族融合，大程度提高边疆地区人们对皇室的认可，减少发生叛乱的可能。

此外，政府还会建立一些机构对灾区进行专门的管理。

如“悲田坊”，就是最重要的贫民救济机构，是朝廷为了救助一些经历灾难后无依无靠之人。

这种形式像福利院，但多数为国家所创办，传授一些生存技巧。

当时古代大家族自己私有的工匠都在这种机构里面领养回家，多数为小孩子。

唐朝这种赈灾制度是百姓的一种保障措施，同时是稳固民心。

二、唐朝初期采用均田制

唐朝结束隋朝灭亡的混乱局势，但此时的流民居多，他们没有稳定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加剧国家的混乱程度。

为了解决这个情况，唐朝实施均田制。

主要是将无主的田地分给这些流民，使他们稳定下来，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不对朝廷的治安产生威胁。

均田制的土地部分属于国家，只有在耕种一定年限时才拥有其中部分的土地，其余的在人死后归还国家。

均田制一定程度上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需要依附在世家大族下苟且偷生，还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削弱大世家在地方的势力。

在遇到天灾人祸之时，国家还对地区进行赋税减免，保持地区稳定。

均田制的好处在于以人口分土地，能够满足家庭不同人口数量的粮食需求。还会进行人口核查以便分土地，虽然这种土地大部分属于国家，在古代这种土地情怀极深的环境中，农民看着土地，很是心安，不会听从别人的唆使，行谋反之事。

此外，政府还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创立府兵制。

以州为单位，各地的青壮劳动力在农闲之时需要去到军营进行军事训练，保持当地的军事战斗力。保证当外族侵略时候，这些农民拿起武器就是兵。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

在农闲时，他们必要性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很少，故而此时闲了下来。他们没有外出打工的观念，唐朝的商品经济虽繁荣，但也没有造就大量的岗位让平民从事。

此刻到军营去训练意味着可以不消耗家里的粮食，待到农忙时，军营也会让人回家秋收。

要知道在唐朝以前，百姓每年都需要负担徭役的，主要是修建管道以及运河。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百姓自带食物，官府也没有钱财给予。典型官府压榨老百姓，如果遇见一些无良的官员，百姓的伤亡还会很大。

可见这对于古代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不过后来，到了天宝年间，均田制分出去的土地无法正常进行回授，土地兼并的形势严峻，农民再次没有土地耕种，忍受着大地主的剥削，激发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于是，唐朝政府为了保障民众的日常需求，出台了“两税法”。其原则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很大程度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大家族也不敢随意欺压老百姓的利益。

三、推动医学的发展

医学保障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关系着千千万万人民的福祉。

在医疗技术落后的古代，一场小感冒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性命。瘟疫更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因之一，它发生的机率虽小，但造成的伤害却是毁灭性的，让人闻之色变。

唐朝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不断推进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馆的建设。

朝廷中的医疗机构分三个部门。

太常寺医署掌管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太子左春坊药藏局负责太子的日常身体健康、殿中省尚药局为皇帝进行日常的身体疗养。这些部门主要为皇室和大臣服务，但分工明确，为医学的健康发展建设了顶层框架。

唐朝地方的医疗机构对于百姓日常看病需求做出巨大贡献。

这些地方的医疗活动呈现社会性和平民性，分布在大街小巷中，是百姓所能接触的地方。真真实实的为百姓医治，解决他们身上的痛苦。

这些地方的机构实际性解决问题，同时各地把问题反馈给中央。中央进行调控，防止疫病的出现。

也就是说，在遇到疫情时，地方常在中央的指挥下对疫情进行针对性的救治，实施正确的措施，然后地方再把具体情况反应给中央，凭借中央庞大的知识储备查明具体的疫病，对症下药，更好的解决疫情。

“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

中央对此的重视，保障着民生的安全，两个医疗部门发挥自己的职能，做到物尽其用的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医病不分家，先进的医疗制度也需要良好的药物生产和流通渠道。

唐朝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官修本——《新修本草》，该书整理自南北朝以来纷乱的草药知识，记录着各种药材，也成为后世所参考的重要药材标准。为唐朝人辨别药材提供较为权威的书籍。

唐朝时期的药材生产方式主要为深山采集和人工种植。

但是药材的流通容易被市场哄抬药价，造成药材以次充好的情况。此时官方“医工”准定的药效成了重要标准，大程度上了打击药材年限不足导致的药效不足的事情。

随着政府介入药材市场，制定市场的规则，药材市场也逐渐向健康、良好方向上的运作。以至于唐朝的药材市场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人工种植的药材不断流入市场，使得百姓能够以较为便宜的价钱得到治病的药物。

中央为了防治疫情，建立起

系统的“药材预储制度”，那更好的应对突发的情况。一但发生疫情，处理不及时、不妥当，会殃及整个国家。

就如东汉的大瘟疫，由于医疗技术不高和处理不妥当，让瘟疫持续了十五年，造成上千万人死亡，危及这个民族的存亡。

故古代人对瘟疫很是惧怕，忌讳。唐朝对此不断更新防疫的体系和加强基础建设，为有朝一日，不幸瘟疫爆发，能够更好解决。

发展医疗技术、构建更快速的药材流通渠道。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可以承担治病的费用，保障基本的需求。

做到病有所医。

四、结语：

唐朝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药材市场以及医疗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让民众不惧怕一些小病小患，保障着他们的生命安全。

均田制以及新出现的两税法，都说明着唐朝在不断进步，改变民众生活中不利的制度，使其更好的、更幸福的生活下去。

赈灾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就是民众的最后一条保护线。关关难过关关过，让他们更有信心熬过难关。

唐朝这部分的措施都在保障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提高政府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在唐朝这生产力和知识领域不宽广的时代，这些制度已经领先与同时期的国家。

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唐人街遍布全世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