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自视为南亚霸主的印度，对外宣称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并不断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然而内部却因为多民族、多宗教无法融合而纷扰日多。

印度国内占主要地位的宗教当然是本土印度教，这个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宗教，与穆斯林所信奉的以平等为主的伊斯兰教在教义上有很多分歧。

这也导致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始终存在宗教冲突，并对国家统一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介于两大宗教之间，还有一个锡克教也在印度大地上熠熠生辉。

锡克教主要是锡克族的一个地方性宗教，当时印度独立时，有能力独立建国的锡克人放弃这个决定而加入印度，但是印度开国领袖承诺的给予高度自治的条件却始终没有达到。

以至于锡克教徒不断掀起抗争和自治运动，使得印度始终面临分离主义的大麻烦，这是因为锡克教徒的团结力和内部凝聚力极大，战斗力更是强得一塌糊涂，简直可以说是爆表。

1、为建立语言邦而奋斗的锡克教徒

锡克教徒约占印度人口的2%，是印度第四大民族。

锡克教发源于15世纪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创始人是属于印度教徒的旁遮普贵族纳那克。

它是在印度教虔诚派运动的基础上，糅合吸收伊斯兰苏菲派部分思想发展起来。

它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和繁琐的教规，不拜偶像，信奉不可言说的永生神毗湿奴，且主张各门宗教之间和睦亲善。

锡克教主张宗教宽容，提倡不同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奉行非暴力主义，在建教初期曾经得到过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认可和扶持。

但是等到锡克教大兴之后，受到威胁的莫卧儿帝王开始猜忌，随之而来的就是迫害。

锡克教这种“天上的信仰”不断受到人间帝王的打压，这使得信仰坚定的锡克教徒很快就放弃非暴力主义，他们为了争取地上的王国而进行开拓与争战。

由于长期遭受到来自政权方面的迫害，锡克人变得越来越倔强尚武。

在历史上，锡克教共有十位祖师，第六位祖师建立保卫锡克教的武装，为锡克教注入尚武精神。

17世纪末，第十位祖师古鲁哥宾德·雷仿照基督教为锡克人创造洗礼制度卡尔萨，受洗的锡克教徒被称为“辛格”即“狮子”，“卡尔萨”逐渐演变为具有暴力倾向的教团组织。

锡克教徒坚守5K制度：即留长发长须、佩剑、穿短裤、带发梳和铁手镯。

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崇武尚勇、讲究战术的民族，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曾数次打败王朝军队。

锡克教徒狂热信仰唯一神毗湿奴，以歌声传播神意，他们视死如归、随时准备为信仰而战，这使得他们的战斗力几乎强到爆表。

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锡克教徒组成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

锡克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势力却很强大，曾在1765-1859年间一度建立独立的锡克国家。

在近现代印度历史上，锡克教与其他印度宗教间的教派冲突时有发生，并几度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成为印度的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他们曾与英国殖民者进行坚决的战斗，战败后，锡克教徒又被整编为英国殖民军，在一战时人口不到印度2%的锡克人却占英印雇佣军的20%，为英国立下汗马功劳。

时至1920年，印度成立一个排外的锡克教政治组织阿卡利党。

在其争取之下，1925年的英殖民政府立法规定，锡克教寺庙授予锡克内部的民主管理机构即锡克寺庙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

作为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该委员会构成了锡克的最高权力机关。

当印度独立后，具有独立建国权力的锡克人决定加入印度联邦。

但是对于尼赫鲁所首倡的世俗主义国策却不以为然，因此在独立后阿卡利党并不赞成《印度宪法》所确定的宗教与政治相分离的国策。

锡克教徒也不认可《印度宪法》第25条关于锡克教是印度教一部分的规定。

而且锡克政治家们习惯于将宗教问题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捆绑在一起。

在宗教热情的鼓动下，锡克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现代政治中掀起至少四轮影响巨大的波澜。

第一轮民族运动，是争取建立语言邦的运动。

从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锡克人就追求建立一个专有的语言邦。

1960年运动逐步高涨起来，阿卡利党召开旁遮普锡克人大会，宣誓建立旁遮普语言邦并开始向新德里和平进军。

直到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印度政府充分认识到团结锡克人的重要性。1966年，英迪拉·甘地最终同意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第一轮民族运动暂告一段落。

在旁遮普语言邦成立后，阿卡利党通过选举成为邦政府的执政党，后来又参加人民党主政的中央政府。

这一时期的阿卡利党把弱化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调整中央和地方邦之间的权力关系当成主要的奋斗目标。

但是由于所要求的各项政治经济权益未能完全得到合法认可和落实，时至1978年，心怀不满的阿卡利党人在全印阿卡利党大会上公开鼓动锡克民族主义运动。

他们提出锡克教徒运动的目标，弘扬锡克教文化，出版锡克教经典，培养锡克教神职人员，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在锡克人中征收“十一税”，并宣布阿姆利则城为锡克教圣城，把昌迪加尔以及所有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划归旁遮普，如此等等。

然而，对阿卡利党的核心诉求，时任总理英·甘地根本不为所动，还将其斥为“反国家反民族的”。

在这种局面下，阿卡利党内一部分人主张利用锡克人强烈的民族、宗教情操来与国大党展开强有力的对抗。

2、民族分离运动逐浪高

20世纪80年代，阿卡利党开始鼓动和支持锡克教派主义运动，极端的锡克民族主义者甚至要求建立独立的锡克国。

当时由英·甘地的亲信宰尔·辛格主政旁遮普邦，为与阿卡利党争夺锡克群众，打破阿卡利党对锡克寺庙管理委员会的控制。

他挑选锡克“圣人”宾德兰瓦拉加以扶植，后者势力日益扩大，然而正是此人后来成为锡克民族主义武装运动的急先锋。

这时开始有少数锡克教狂热分子提出建立“卡利斯坦”(意为纯洁的土地)的主张，1980年6月，全印锡克学生联合会总书记巴尔比尔·辛格·山杜在阿姆利则宣布建立卡利斯坦政府。

他宣称要把全印锡克教徒组织起来，与反锡克的印度教统治者进行斗争。

1981年，鼓吹建立锡克独立国家的极端分子、美籍锡克人甘加·辛格·迪隆也回到印度，参加并担任全印锡克教育会议主席。

锡克分离主义者甚至开始印制“卡利斯坦”国旗、地图、邮票、护照和货币，并表现出极大的攻击性，他们撕毁印度宪法、劫持飞机、制造恐怖事件。

1981年9月7日，当民族分离主义臻于白热化之际，阿卡利党又发动一场“反对歧视锡克人运动”。

在其向中央提交的陈述书中，他们提出15点要求，包括立即把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给旁遮普最广泛的自治权，制定全印锡克教寺庙管理法，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制度等。

充斥着锡克民族主义的陈述书一经公布，立即促使大众的情绪激奋起来，极端主义者的活动也更为冒进。

1982年4月，阿卡利党决定开展大规模的“不服从运动”，随之大批的参加者每天故意追求入狱，导致几万人被捕。

各地的骚乱、暗杀事件更是接连不断。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英·甘地被迫释放被捕者，并再次与阿卡利党谈判。

谈判虽然达成许多重要的意向性协议，但由于当时社会中印度教与锡克教教派主义者各执一端，其结果又把达成的协议搁置起来。

认为英·甘地政府出尔反尔、拖延推诿，阿卡利党再次向政府施压。

1983年4月，他们所发动阻碍交通行动，导致数十名支持者被击毙。作为报复，阿卡利党领导人掀起更大规模的不服从运动。

1983年10月，印度总统接管旁遮普邦政权。锡克人群情激愤，以宾德兰瓦拉为代表的宗教狂热分子和分裂分子不失时机冒出头来，大力煽动对政府和印度教徒的仇恨，高调鼓吹分裂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政府和印度教徒的抢劫、袭击和暗杀等暴力活动此起彼伏。

当然，阿卡利党还是有部分领导人不主张暴力，并予以谴责，但是蔓延开来的局面难以控制。

与此同时，印度教方面也掀起一系列针对锡克教狂热分子的报复。

在8个月的时间里，旁遮普发生的暴力事件达1000多次，造成数百人丧生和千余人受伤。

在这次动乱中，阿卡利党人攻击中央政府试图“消灭锡克教徒”，并发动新一轮“不服从运动”，而且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都成为锡克教极端分子的基地。

谈判无果且局势越演越烈的情况下，英·甘地采取“蓝星行动”，于1984年6月2日，数万政府军进入旁遮普并包围金庙。

经过2天激烈的交火，政府军占领金庙，宾德兰瓦拉也被击毙，至少有500多名锡克武装分子被打死，100多人受伤。政府军也死伤300余人。

“蓝星行动”中政府对金庙的军事行动严重侵犯锡克教徒心灵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震惊、愤怒和谴责的声浪以及恐慌的惊呼震耳欲聋。

各地的大规模动乱愈演愈烈，锡克分离主义已经严重到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步。

很快，这次行动的恶果折射到英·甘地身上，10月31日，英·甘地被自己的两个锡克警卫杀害。

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之间冤冤相报进一步升级，痛失领袖的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展开疯狂而愤怒的报复。

短短4天之内，就有近3000人被杀，造成5万多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这是印度继印巴分治以来所出现的最恶性的教派屠杀，形势万分危急。

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临危受命，在母亲逝世仅仅4个半小时后就被总统直接任命为总理。

虽然怀着对母亲逝去的悲痛，但是就任总理的拉·甘地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制止印度各地的骚乱。

他大声呼吁各族民众保持冷静，不要把愤恨发泄在无辜者身上。

印度教徒的骚乱很快得到平息，随后，他宣布对旁遮普在押的阿卡利党主要领导人予以特赦。

为缓解冲突，减少矛盾，1985年7月，拉吉夫·甘地政府同锡克教温和派领导人签订旁遮普协定。

锡克教提出的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邦、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运河河水使用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但是该协议由于协定的签订者朗格瓦尔被锡克极端分子刺杀，以及印度政府没能在1986年初如约实施协定。

1987年1月，卡利斯坦国旗又在金庙升起，随后锡克恐怖分子掀起更具攻击性的锡克教改革运动，迫使大批印度教徒迁离旁遮普。

无计可施的中央政府只得对该邦实行总统治理，并加以军事管制。

直到1991年，拉奥政府再次大规模清剿锡克极端分子，先后瓦解了锡克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全印锡克学生联盟”、“非洲狮组织”。

在强硬过后，拉奥政府又开始怀柔，1992年开始实施中央与旁遮普锡克族的和解，来赢得后者的信任。

到1994年后，锡克极端分子在恐怖活动方面已经力不从心，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

锡克教武装分离主义虽然得以平息，但锡克人仍然对政府在“蓝星行动”中冒犯金庙以及大规模追捕和杀害锡克民众的行为有着深刻的记忆。

也就是这种“回归正常”并不是分离思想销声匿迹，而是回到了宾德兰瓦里极端化之前的状态。

原教旨主义思想仍有很大活动空间，极端思想在旁遮普邦的公开活动少了，但仍在海外锡克人中存续。这也是印度政府对于当前海外锡克人的分离主义诉求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

当海外锡克人所在国家政府出现支持和纵容行为时，印度政府致力于利用各种渠道施加压力，防止武装分离主义思想在国内锡克人中回升。

锡克教徒之所以不断掀起分离运动，主要原因是：

首先，印度中央政府的言而无信和锡克人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主要原因。

印度独立前，国大党领导人曾答应在分治后的印度建立一个锡克人的自治邦。

事实上，在印度独立时，锡克族是有独立建国的权力和机会的，但是为防止印巴分治再进一步引发锡克民族的撕裂，以及由于对国大党领导人的信任，锡克领导人最终决定加入印度联邦。

但是，1949 年召开的印度立法会议却使锡克人受到极大的打击。

立法会议决定取消给锡克教徒在议会、政府中的保留席位，并决定在锡克人占相对少数的旁遮普邦实行完全的民主选举。感觉权利被忽视的锡克代表拒绝在印度宪法草案上签字。

在1949年4月，阿卡利党提出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但被中央政府拒绝，并视其为分离主义。

同时，政府还借口旁遮普邦位于边疆，因而给予较少的投资和支援，该邦工业发展缓慢。

不但如此，该邦银行储蓄的三分之二还要调往外邦使用，这自然引起锡克人的不满。

其次，阿卡利党利用锡克教的宗教和民族情绪为其政治权欲服务。

作为一个锡克教改革运动基础上产生的政党，其领导层主要是锡克教农场主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

作为锡克教利益的愿望的代表者，阿卡利党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控制了全印锡克教寺庙管理委员会。

实际上，该委员会是锡克教政治议会，锡克教的一切重大决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

阿卡利党从此全面控制了全国的锡克教徒，随着该党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目标是追求在旁遮普邦单独执政。

但是该党多数时间属于在野状态，为改变这种不利的政治地位，只有鼓动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以此作为登上旁遮普邦舞台的最有力武器。

其三，锡克教极端派势力日益增大。

1962年，锡克教在组织上就正式分为以阿卡利党主席为首的极端派，以副主席为首的温和派。

温和派代表锡克教大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而极端派则代表中下层的贫民和低种姓的利益，随着阶级矛盾和两级分化的加剧，这些贫民有着强烈的改善处境的愿望。

然而善于务农的锡克人越来越难以得到土地，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

同时，大批受过教育的锡克青年找不到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相称的体面工作。

传统上，锡克人一向以骁勇善战而被招募入伍或充当警卫，至今印度军队里约有近10%是锡克军人，而且他们都是单独成军，其战斗力在印度军队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在军事科技化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这种就业方式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些无法取得正式工作的青少年不断累积着负面情绪，他们的愿望也往往被一些极端阿利党领导人所利用。

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锡克教自治运动，主要是极端派在起作用，他们的势力在阿卡利党内外日渐占据优势。

而相应的一些激进甚至是恐怖组织也应运而生，“卡利斯坦突击队”、“卡利斯坦解放运动”纷纷出笼，建立卡利斯坦国也不断被拿来号召锡克教徒。

锡克人虽然长久以来一直向往更大的政治自主权，但是在政治和经济受制于与中央政府斗争代价过于高昂。

在地理位置上又受制于夹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因而锡克人即使成功使旁遮普邦分离出去，那么下一步的生存也会异常艰难。

最根本的一点是，锡克教天生来自印度本土传统，锡克族本身也是产生于印度民族的自我分化，因之锡克教的教派主义和民族主义最终也没有走到突破与印度国族决裂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