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评价很高，认为六届六中全会与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会议。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全体与会代表说：

“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这个评价，高于对遵义会议重要性的评价。

关于遵义会议重要性的评价，党史军史上一致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三个挽救”无可争议，但是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是有商榷余地的。

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摆脱了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实际上最高领导人王明对国内中共党和红军的实际控制，撤销了王明在国内的代理人博古（和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请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层。

事实上，遵义会议上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军事指挥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虽然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人，但是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话语权和指挥权很重。

比较准确和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是：遵义会议让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手中，因为周恩来有自知之明——他的军事素养和军事谋略比毛泽东逊色，他从善如流，乐于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在党中央负总负责的张闻天基本听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事实上，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第一个战斗——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坚决不主张打，而张闻天主持会议讨论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打，会上，毛泽东不惜以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要挟阻止这次战斗，结果张闻天居然同意毛泽东辞职。

会议的当天晚上，毛泽东睡不着，连夜提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力劝周恩来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周恩来基本被说服了，同意明天再议。

结果第二天的情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敌情有变，大家一致同意放弃这一战。

这充分说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还没有到达一言九鼎的地步。但是，大家都开始佩服他的军事素养和谋略，红军的行动部署真的离不开毛泽东。

而这时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对中共中央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因为王明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台候补书记，当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王明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

长期工作生活在莫斯科的王明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指示了如指掌，在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努力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时候，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1936年10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过了几天，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召开了“十二月会议”，通过了王明拟订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毛泽东事后坦言，“十二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

在十二月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赴武汉办公，在武汉，王明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俨然不把延安的中共中央放在眼里，甚至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王明也拒绝在其所控制的《新华日报》上刊载。这一时期，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身份，加上他本人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口才也十分了得，王明当时在延安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在党内的威望也不小，他本人也踌躇满志，自信满满与毛泽东争夺中共中央一号领导人位置。

情况发生逆转是1838年8月的王稼祥回延安。

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临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交代了自己和斯大林的意见：中共要在毛泽东为领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王明不要再争了（不要再与毛泽东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了）。

筹备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在武汉的王明居然要求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到武汉开会，被毛泽东拒绝，王稼祥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请求”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王明、周恩来等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

王明等不得不回延安参会。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中共长江局，王明留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力挺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有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王明不得不收敛起野心，并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之所以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是长期在莫斯科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习惯了。

六届六中全会统一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在重大组织原则上的认识，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针对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行径和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这是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提出“四个服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

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强调指出：六届六中全会和遵义会议是我党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而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