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20世纪，丘吉尔政府，通过调整马来亚政策，来影响其周边关系——英国维持对马来亚的统治，一个重要原因是马来亚独特的经济价值。进入二十世纪，马来亚经济结构呈现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马来亚半岛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水稻、渔业和混合作物，耕作者多生活在河谷和丛林边缘，第二部分是槟榔屿等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商贸和加工行业，这些地区延续了英属海峡殖民地时期的自由贸易特征，第三部分是几十年内迅速发展的橡胶种植业和锡矿产业。

维护英国的经济利益

丘吉尔执政期内，联邦政府加深并固化了这种结构，使自身经济利益得到最大维护。首先，通过巩固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生产，维护了英镑区收支平衡。马来亚作为著名的“锡胶王国”，战后生产的锡和橡胶占全世界三分之一，在英联邦集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马来亚的锡和橡胶出口换取美元是保持英镑区集团贸易平衡的重要手段。

1950-1954年，马来亚对美元区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商品贸易顺差分别达到4亿英镑和2.4亿英镑，其顺差额远高于英镑区内的其他成员。可以说，作为英帝国的“美元赚取大户”，马来亚对改善战后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支撑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关键意义。

其次，助推水稻和渔业发展，有利于缩小各族群间经济差距，确保英国撤资后马来亚社会稳定。丘吉尔政府在为马来亚重新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中，涵盖了设立土地银行，改进栽培技术，推广化肥和鼓励旱季种植等措施，主要是为改善农村马来人的经济状况，保证土著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

针对新村华人，则重新划分土地，明确土地使用权，使被驱逐的华人重获生存的资本，也利于开垦新地，针对印度人村庄，联邦政府则下放自治权限，建立起传统的印度乡村村委会模式，展开土地分配，推广灌溉技术。

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帮助化解了族群间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纠纷，有利于自治的平稳过渡。

最后，维持槟榔屿等地的港口地位，有利于维系马来亚与英联邦成员国贸易往来。槟榔屿、马六甲和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马六甲海峡沿线的重要港口，在贸易加工、转运分级和金融信贷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二战前，槟榔屿是一个军舰改装站，但丘吉尔政府注意到其在孟加拉湾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便着力凸显槟榔屿的经济价值，弱化其军事功能，使当地外贸产业和加工业得到发展。

此外，英国还依托这些港口重点发展马来亚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间贸易，建立一批亲英的商业协会和组织，并严厉打击逃税现象

，帮助恢复重建法律和商业秩序，这些措施保障了英国利益不受马来亚国有化和资本利润回流而蒙受损失，确保英国资本在马来亚经济发展中能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英国的退让

相比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防务安全，丘吉尔政府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住马来亚的独立进程和方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是拉拢温和派民族主义政党。二战结束后，以马共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主张马来亚尽早独立，将英国殖民者赶出马来亚。

因此英国采取先下手为强策略，将激进武装判定为非法组织。由于马共的主要成员和幕后支援是马来亚华人，殖民当局特别担心马共会成为代表华人的族群政党，因此当亲英的华人精英阶层于1949年组建马华公会时，英国表示大力支持。

除了消除马共，殖民当局还关心马来亚各种族能否相互合作。

拿督翁与殖民权威者关系密切，由他组建的马来亚独立党将种族平等作为政党纲领，被殖民当局寄予厚望。而在1952年吉隆坡选举中，巫统马华公会联合参选犹如一匹黑马进入人们视野，英国又默许政党合作模式，并试图将巫华联盟拉入自己的一方。

可以说，培植和发展温和派族群政党，使之成为马共的替代品，是英国维持殖民统治的惯用手法。其次，通过高级专员控制统治者会议。马来苏丹是马来亚各州的立宪君主，在马来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

二战前，英国严重依赖马来苏丹来维持统治，但殖民官员发现，由于各州苏丹的分权使马来亚难以实现团结，这使英国开始重新考虑统治者地位和价值。艾德礼工党时期，殖民政府企图通过1946年马来亚联盟计划收回苏丹权限，结果惨遭失败，最终还是保留苏丹特权。

英国逐渐意识到，试图将马来亚统治者的主权问题放置于次要地位，是不合适且不可能的。

因此，丘吉尔执政时期，高级专员便采取操控统治者会议，来干预苏丹对马来亚的治理。最典型的案例是，在巫华联盟要求英国派遣特别独立委员会时，麦吉利弗雷借统治者会议反对来劝说联盟代表。在与巫华联盟协商提名议员的人数问题上，麦吉利弗雷也借统治者会议之名从7人缩减到5人。

统治者会议这一彰显马来人特权的政治机器，被殖民政府当作与新生政党斡旋交涉的工具。最后，是全程参与马来亚“宪政改革”。

马来亚实行的阁员制度，设立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均仿照英国政府模式。联邦立法会议的章程内容，是在英国殖民部和高级专员的干预下制定的。1951年乔治市举行的首次议会选举，并不是完全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其背后由高级专员控制，并且议会本身也没有征税权。

1955年立法会议选举过后，巫华联盟建立了以东姑为首的多数党政府，也依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责任制政府，东姑领导的内阁只是一个“准内阁”，还是要受到高级专员的监督。一些关键性部门如财政、防务、外交等仍由英国官员控制。

在某种意义上，马来亚的独立进程基本是在英国的指导和预设下进行的。殖民政府担心输掉对马共的战争，

便积极推动政务马来亚化，鼓励组建联盟竞选，为非马来族群进行公民权改革，吸引民众特别是华人投身改革事业，

另一方面，又尝试提拔部分民族领袖进入政治舞台，好让他们尽快熟悉政府结构，在未来运作中能依照英国模式管理国家，同时产生一种英国政府履行自治承诺的形象。

当然也要看到，在联邦选举进程中，一旦遇到巫华联盟的抗议和其他分歧时，英国当局会做出适当的让步，在不改变大局的情况下将部分内政权力移交当地人，使马来亚独立进程在英国的操盘下得以延续。

英属东南亚殖民地合并趋势减弱

战后初期，英国国防部和殖民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英属殖民地在东南亚地区的联合计划，计划分为三步：首先在短期内将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合并，其次将英属殖民地沙捞越、北婆罗洲和英属保护地文莱合并，考虑到政治因素这一步计划较长时间完成，最后适时对马来亚和婆罗洲集团实行统一管理。

英国制定此计划是基于经济、人口、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多方面因素考虑，然而实施起来并非易事。

第一，由于马来人不接受华人比例占多数的新加坡，英国制定的马来亚联盟计划和马来亚联邦计划都未能将新马合并。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殖民当局将工作重心放在反共运动中，丘吉尔政府在原有历史包袱下很难推进新马合并。

第二，1951年利特尔顿访马后，英国当局将东南亚总督麦唐纳的职权架空，直接导致东南亚总督很难对现有条例进行实质性修改，更无法用高层的口吻命令各殖民地开展合作，有关防务协调和属地合并事项难以达成。

第三，尽管殖民部要求邓普勒在马期间研究新马合并的可能性，并积极在新马两地之间互调海关官员，以方便双方熟悉彼此业务，但马来亚事务已经将邓普勒压得筋疲力尽了，很难再抽空关心与新加坡融合事宜。

在马期间，邓普勒未和新加坡总督尼克尔建立紧密的联系，也没有与麦唐纳改善关系。

处理马来亚内部事务的急迫性让新马合并问题摆在一个次要位置，这妨碍了英联邦内部成员合并的原有计划。

最后，由于“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扩张，有苏丹提出宁可与同为穆斯林的印尼合并，也不与非穆斯林群体为主的新加坡合并。而文莱苏丹则担心合并后会将石油利益拱手让给马来亚，故而拒绝此计划。

1955年4月，麦唐纳在写给殖民大臣博伊德的信中提到：“关于新马合并问题，希望委员会尽早达成协议，因为很快马来亚联邦就将选举出新政府，届时再找当地政党商谈此事就将困难重重”。麦唐纳注意到马来亚联邦选举将成为新马合并的一个新障碍，加之原有的人口比例差异，和公民权、土地权、华人参与政治等议题存在分歧，新马合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