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变法。

变法之初，为了确保新法可以顺利执行下去，商鞅制定了“执法要严”的变法基调。

而那些反对变法的，无视律法，触犯律法的人，那可就惨了，商鞅杀起来也是一点也不心软，杀得那是人头滚滚。

而这些犯人的处决地点就在渭水河边，导致血水流入渭水，河水都变成了红色。

（

《资治通鉴》：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

）

商鞅担任相国十年之后，已经招来了很多人的怨恨，可以说，让人又恨又怕。

（

《资治通鉴》：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

有一次，商鞅的朋友赵良来见商鞅，商鞅略带炫耀地对赵良说：“你看我治理大秦，跟穆公时期的五羖大夫相比，谁更高明？”

（

《资治通鉴》：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

）

注：五羖大夫意思是特指春秋虞有贤才的大夫百里奚。《史记秦本纪》：“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早曰‘五羖大夫’。”故，百里奚又称五羖大夫。

赵良说：“大家都说你治理得好，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有一个人敢跟你说真话。你能让我说点儿真心话，而不怪罪我吗？”

（《资治通鉴》：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

商鞅听了说：“当然可以！”

赵良说：“五大夫百里奚，他本来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犯了法，在楚国被罚放羊。但是，穆公（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给换了过来，还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来治理秦国。可以说，把它从地底下一下提拔到天上，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百里奚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时间，却也做出来不少的事情。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还有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

百里奚做国相期间，就算累了，也不会乘车。天热了，也不会打起伞。在秦国民间视察的时候，他从来也不会前呼后拥，更不会带着一群的士兵保护他。所以，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无论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小孩儿都不唱歌谣了，也是对百里奚的死，沉痛悼念。

那么，咱们现在再来看看您。您是怎么来到秦国的？您是接触宠臣景监，这才来到秦国跟君上见面。等您主持变法大局的时候，制定的这些律法，不是凌辱践踏贵族大家，就是残害百姓。所以，您从上到下都得不到大家的拥戴。虽然是处于公心，但是，百姓对您只有畏惧，没有敬意。你处罚的公子虔，已经八年没有出门了，你还杀死祝欢，还给公孙贾刺面的刑罚。你这些事情，可以说件件不得人心。正所谓，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这几件事，你想一想，算不算得人心的？

你再看看你现在出行，前呼后拥，带着大批的士兵，孔武有力的侍卫，缺少一样您都不敢出门。俗话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现在看来，可以说您是让大家服气了，但是您并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力服人。您现在就像早晨的露水，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而您现在却还贪恋而商於的丰厚收入，在秦国做事还独断专行，不断的积累百姓的怨恨。一旦君上发生个三长两短，那么，您在秦国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要给您制造罪名，还会缺少理由吗？”

商鞅听了赵良的劝告，沉默不语，依照商鞅的才智，子霄相信，他一定是听明白了，听进去了，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

赵良说得有道理吗？自然有道理，赵良还是看得很透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分析一下。

赵良的话中，他指出商鞅的问题在哪里？

一、执法太严酷，一点人情也不讲。

上到贵族，下到黎民百姓，对他都有怨恨的，所以，他可以说是全民公敌，就算有人支持他，也是人微言轻，除了秦孝公，商鞅可以说没有靠山了。

二、功业不够卓著。

这一点，子霄觉得赵良高估了百里奚，低估了商鞅。

商鞅的成绩，后世来看，商鞅的贡献，毫无疑问，能甩百里奚好几条街，百里奚对秦国的帮助，始终还在那个时代的框框里，虽然说成就了秦穆公的霸业，让秦穆公登上了称霸的末班车。

但是，商鞅的贡献，那真是划时代意义，具有开拓性的，奠定了秦国东出函谷关，一统天下的坚实基础。

所以说，赵良肯定是低估了商鞅，包括当时的秦国公族、百姓，也不怪他们，人总是爱从自身利益看待事物，也有自身眼界的局限，哪怕2000年后的人们，骂商鞅的依然是大多数。

三、上位途径不太对。

商鞅是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接触到秦孝公的，虽然说他的才学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景监毕竟是宠臣，商鞅的上位难免会让人非议。

就比如说，某个单位，进了一个编内人员，这个人员的父亲还是单位的重要干部，关键是单位的领导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有一套人才认定程序，举贤不避亲嘛！

商鞅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领导说他行他就行，不需要大家认可，自然也难免会让大家口服心不服。

四、出门高调，前呼后拥。

商鞅出门是够高调的，没办法，杀的人太多了，不知道什么人冒出来刺杀，出门的时候，不得不前呼后拥，前面士兵、兵车静街开路，左右有护卫，后面有士兵追随。

商鞅这么做，有问题吗？自然有问题。那就是他没有群众基础，做的“坏事”太多了，仇人太多了。很多人被罚，不怪秦国朝堂，不怪秦国国君，偏偏就怪他。他也不得不这么做。

怎么说呢，赵良的看法绝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商鞅按照他的说法，又能不能在秦国把新法推行下去，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商鞅最终没有接受赵良的建议，结果，五个月之后，大难临头了。秦惠王，就是秦孝公之后的秦国领导人，把商鞅推上了刑场，为老师报仇，为伯父雪恨，也为自己扫清政治障碍，商鞅以及那些隐藏在新法中的老贵族。

商鞅之死也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要做得罪人的事，不要以个人名义，要以集体的名义发布声明，不要给自己招惹仇恨，要占据大义。

你觉得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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