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想要走得长远，最终依靠的是政治、经济等的相互配合依存，而这些条件下所支撑着的是各种管理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户籍制度可谓是最基础的一项国家制度。

唐朝亦然，有其优秀的地方为后世所效仿，也有其不足之处，接下来，笔者从两个方面开始论述，

以期来得出对当代户籍制度的借鉴意义。

人口管理措施对后世的影响

对于唐朝户籍的编制上，宋朝沿袭了唐朝的制度，依然按照“三年一造籍”来执行，在公元 993 年，把“三年一造籍”改为“六年一造籍”，但是六年的时间间隔较长，于是在真宗年间恢复了“三年一造籍”。

这一时期，宋朝把区域内民户数量的变化作为官吏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到了明朝，则是把流亡的民户纳入本地作为官吏考核的指标。

关于流动人口，宋朝把唐朝里正不觉脱漏、司妄脱增减罪、州县不觉脱漏增减罪、脱户漏户增减年状罪这四个具体的罪名，合并为一个罪，虽然罪名合并，但是在对其解释时，仍然是对这四个罪的列举，对其惩罚的程度也没有改变。

止于此，我们可以得知宋朝沿袭唐制。

到了明朝，依然存在脱漏户口这一罪名，稍有区别的是在惩罚上，

明朝在唐朝和宋朝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入）籍差”，在唐朝之后，凭借人口征受赋税开始改为凭借以资产征收赋税，户籍对于征收赋税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所以国家对于脱漏户口罪的处罚也没有那么严苛，清朝和明朝的规定基本类似。

宋朝时期，激劝城市的流民返回家乡，例如，赵令良在担任绍兴官员时，“计其地里之远近，日数之多寡，人给两月粮，令归治本业。” 到了宋仁宗时期，政府规定逃避徭役的人要是能及时返乡，可以免除两年的赋税徭役。

宋朝同时也采取附籍当地的做法，某一流民只要在现居地待满一年以上，就要被归纳入当地户籍，成为当地民户，在当地缴纳赋税，要是流民在十年之内返回原先的家乡，官府允许这些流民招领自己的产业。

宋代对于没有固定居所的人，会把他们适当安置，例如，在宋神宗年间，他就下旨：“愿归业者，州县归送之”。

明朝沿袭宋朝制度，

在前期对于流民还是鼓励他们遣返原籍，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轻赋税，来吸引流向外地的民户返籍，以此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对于拒绝遣返的流民还规定了一系列的处罚措施，《明史》卷 47《食货志一》记载：“凡逃户，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 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流民拒绝遣返的处罚。

明后期，逐渐改为附籍当地，因为在这一时期，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若还按照以前的方法遣返原地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中央不得不让流民附籍当地，让附籍当地成为管理流民的一种重要方法。

清朝初年，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人口数量急剧增多，但是，土地的面积却并没有很大的增加，土地兼并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所以使得一些民户不得不逃离家乡。

清朝中央针对这些民户作出规定来进行管理如康熙年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除了以上影响外，对于流动人口的救济，唐朝对后世也有影响，宋朝延续了唐朝的悲田坊，起名为福田院，北宋初年，在城市设置福田院。

在宋哲宗时期，设置居养院，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统一安排。南宋对于没有固定居住地的流浪汉设置了养济院来安置他们。清朝时期，

中央在出现灾害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蠲免、赈济、安辑、抚恤等措施。

“蠲免”，指中央对于受灾的民户免除或者减少税收。“赈济”，就是通过地方政府把财物分发给难民，救济他们。“安辑”，指政府出资，把受灾的百姓送回原先居住的地方。“抚恤”，指如若受灾群众死亡或者财物毁损，中央拨款进行救助。

农商并重的观念开始形成

唐朝中期之前，士农工商不仅是职业划分，也是不同人等级之间的划分。士与商之间的差别尤为显著。唐中期以后，士农工商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每个职业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同时，在租庸调制下，国家允许发展私营盐业和铁业，这让许多农民开始转向经商这一道路，还有一部分农民一边经商一边耕种，这种以非商人的经营模式也逐渐扩大。

商人的政治地位，随着商人和士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逐渐提升，商人想要改变自己地位低的问题，开始向Z治领域倾斜，

商人也尝试进入官场。

同时，唐朝经济繁荣，一些官员也羡慕商人富足的生活，他们将政府规定的“食禄之人不得夺天下人之利”置之不理，官员从事商业活动频发，唐代中后期，该条文的提醒作用甚低，到了，唐穆宗时期，干脆允诺了士人可以经商，并令其合法化。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开始出现变化，因此，商业经营主体不断扩大，除了商人以外，还有一些农民、官员。到了宋代以后，士农工商“同为一等齐民”，产生农商并重的思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工商业。

宋朝时期，工商业繁荣发展，曾经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抨击，工商业者和一些坊内的民户一样拥有编户齐民的权利。

宋朝初年，对于唐朝的商人穿着还是延续使用，到太宗时期，商人的穿着和以往的服饰不同，随着宋朝工商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开始有所求，

希望提高在社会中的Z治地位，获取Z治权利，《宋史·选举志》中就论述到工商业的子孙后代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当官。

到明朝与清朝时期，管理者意识到工商业者对国家赋税的重要性，所以对于抑制工商业者的行为作出改变，实行“扶商以富国”的商人管理制度，对工商业者的活动范围增加，降低对工商业者的压制，除此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帮助工商业发展的举措，比如：在乾隆年间，吴启贤在琼山县雷虎市，捐地“并约建亭” 。

建立的亭子给商人带来便利，使商人在经营时免除了风吹日晒，商人可以在固定场所营业，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便于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

百姓对于传统的商人地位低的观念也开始改变，开始从事商业。

这一时期，从事农业的部分百姓，放弃土地耕种，在全国各地投身于工商业中，还有一部分在当地改行，进行商业活动。综上所述，我认为从唐朝开始，商人的地位发生了一定改变，国家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动摇，农商并重的观念开始在这一时期形成。

人身依附关系松驰

唐初户籍制度非常严格，原因是国家为了稳定税收，税收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同时又与均田制密不可分，凭借此对土地实现掌控。土地是以均田制为基础中央对其进行分配，分配的标准是依据每个民户的身份等级来划分的。

随着国家税收的增多，国家加强了对部田、常田与民户的控制，在此时期，

农民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的提升。

唐朝中期，社会稳定，促使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唐代的小农经济独立性得到增加，国家对田地的分配，从原先的按照身份等级划分转为按照民户资产的多寡进行划分。

在之前的按照身份等级划分土地资源的时期，身份等级高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对于身份等级低的农民并不友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后来转变为按照资产划分为标准后，

“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上存在的部分问题。

在唐朝实施户税、地税逐渐被两税法替代后，由之前的按照人口数征收赋税转变为按照财产的多寡征收，由此，中央对民户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发生改变。

直到宋朝，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宋朝继承了唐代的两税法制度，而且还允许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土地也可以个人拥有，宋朝还对于没有土地或者土地较少的民户减少税收，甚至可以免除部分税收，允许他们只服徭役就可以。

到了明代，明朝统治者改变了之前征税的标准，而是把赋税和徭役整合起来，折抵成银两进行统一征收，在这一时期，

农民不再强迫服从徭役，人身自由性增大。

在清代，是以前朝的的制度为基础，增加了摊丁入亩使地税，即凡是能够交够足量赋税的民户不需要服繁重的徭役，至此之后，政府不再是按照民户数量征派徭役，人民的人生自由进一步加强。

后期，在人口流动的合法化，使得人口流动的浪潮加大，国家对于民户的管理性降低，农民也不再仅仅依靠土地而生存，他们有的开阔贫瘠的土地，有的流入城市做生意或者当雇工，这样人身依附关系彻底得到松驰。

由于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松弛，宋朝的户籍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统治者废除了以身份等级为标准的户籍制，改变为以财产多寡为标准的的户籍制度。

宋朝打破了以身份等级侵占土地的传统，使得可以按照财产的多寡进行土地的划分，这样富有的人可以用钱买到土地，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得到法律允许，在传统中人们对贫富贵贱的认知得到改变，身份高的人不一定富有，富有的人也不一定身份等级高，贫穷的人不一定地位低下，地位低下的人也未必没有钱，据此消除了以出身为标准的身份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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