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5月，燕王朱棣统军南征，几经苦战终于打到扬州城下。

扬州是江北重镇，与江南岸边的镇江夹江而立，是京师金陵东边的门户。5月17日，朱棣派都指挥吴玉到扬州招降。扬州的守将分战、降两派，扬州卫指挥王礼自知不敌燕军，主张举城投降。监察御史王彬和指挥崇刚主战，立即将王礼及其同党逮捕下狱。当吴玉来扬州招降时，王礼的弟弟王宗等积极响应，密谋逮捕王彬。他乘王彬解甲就浴时，突然将其抓捕，接着将哥哥王礼从狱中放出，开门降燕。王彬和崇刚都被交给燕兵，不屈而死。

受扬州归降的影响，高邮和靠着长江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和泰州也都归降了燕军。只有江都知县张本坚持守城抵御燕军。但他的母亲劝道：“此天命也，可违天以祸人乎？”张本遂到朱棣军门前投降。

扬州以北以东的长江北岸的大片地区就为朱棣所控制。燕军很快攻下仪真，立大营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南渡长江。燕军集沿江船只于江上，往来穿梭，旗帜蔽江，其阵容足令南军生畏。

南京城内一片惊慌，“建文君乃下罪己之诏”，但是在《明实录》中没有记载诏书原文，明代的野史却有简略记载：“（建文）四年五月，燕兵克仪真。帝下罪己之诏，诏天下勤王曰：燕兵势将犯阙（进攻皇宫），中外臣民，坐视余之困而不余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难。宗社再安，余不敢忘报。”（吕毖：《明朝小史》卷3•诏勤王）

只不过，这则记载比较简略，而且只有要求天下勤王的部分，没看到“罪己”部分。这应该与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情建文帝有关。

在中国国内的各种史料中，似乎已经无法找到建文帝的诏书原文了。

但是，这份建文帝罪己诏书原文在朝鲜史料《李朝实录》中倒保存得很完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402年刚好有朝鲜派来的谢恩使朴惇之来中国，按照明初朝鲜使者的惯例应该是从义州过鸭绿江、经过辽东从山海关入关，然后一路南下。按照史料记载，谢恩使朴惇之是在当年六月出发来南京的，计算一下日程，估计他到达江淮一带时南北两方正在鏖战。

燕军在江淮一带与南军作战，战事正急，朝鲜使者因路途阻梗未到京师，就不得不返回朝鲜。

正是这个朝鲜使节朴惇之抄写了建文帝的这份诏书，八月中回到朝鲜国内，将诏书原文呈送给朝鲜国王太宗。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建文帝罪己诏原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奉皇祖宝命，嗣奉上下神祗。燕人不道，擅动干戈，虐害万姓，屡兴大兵致讨。近者诸将失律，寇兵侵淮，意在渡江犯阙。已敕大将军率师控遏，务在扫除。“尔四方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诸府卫文武之臣，闻国有急，各思奋其忠勇，率慕义之士、壮勇之人，赴阙勤王，以平寇难，以成大功，以扶持宗社。呜呼，朕不德而致寇，固不足言，然我臣子其肯弃朕而不顾乎？各尽乃心，以平其难，则封赏之典，论功而行，朕无所吝。故兹诏谕，其体至怀。

（《李朝实录》太宗李芳远朝.卷4）

朝鲜使臣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完整、可信的。诏书中既罪己“不德”，又斥责“燕人不道”，号召各地“赴阙勤王”。

京师诸臣见建文帝大势已去，为图自全，纷纷请求出城募兵（其实是避难或逃跑），致使京师更加空虚。这时只有方孝孺等人忠心不贰，日侍建文帝左右，帮助出谋划策，并劝建文帝不必焦心，“长江可当百万兵”，各地勤王军很快就会陆续赶到，那时局面就会改观了。”

6月，燕军即抵达江北浦子门（即浦口），与南京的下关隔江相对，为南北津渡要道。负责防守浦口的是盛庸，他在淮河战败后，就退到这里专注于防守长江。两军在浦子口这场激战中，盛庸率诸将奋勇反击，燕军暂时失利。正当燕军要败退时，朱高煦（朱棣第二子）率胡骑赶来。朱棣很高兴，拍着他的背说：“好好干？皇太子多病，要是我得了天下，你就是接班人。”（勉之？世子多疾，如得天下，以若为嗣）朱高煦一听来劲了，殊死反击，朱棣也率领精骑直冲盛庸阵。燕军逆转局势，反败为胜。浦子口失陷后，南京完全暴露在燕军面前。朱棣准备渡江，并于6月2日亲至江边祭祀大江之神，决定次日渡江。他在誓词中强调，天下是明太祖的天下，民是明太祖的民，虽未明言要推翻建文帝，但说天下社稷是老祖宗的，言辞中已暗含不承认建文帝的意思。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朝鲜国的《李朝实录. 太宗李芳远朝》在当年的九月记载道：六月十三日燕王战胜，建文皇帝命焚奉天殿而自缢于殿中。

而且，永乐皇帝的使者正在进入朝鲜国。很快，到了十月份，朝鲜国命令停止使用“建文”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