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克的势力扩张

唐末五代时期，沙陀在王朝治理的过程中，完善了统治机构的运转——河东地区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又回归了后汉的统治中，之前在河东跟随刘知远的官员也纷纷升任。待到契丹国主耶律德光逝世后，刘知远才由河东出发，进入洛阳。十国之中北汉的建立者刘崇是刘知远的弟弟，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时，刘崇任都指挥使，刘知远登上皇位后，任命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后汉隐帝即位后，刘崇任中书令，郭威任枢密使，二者素来有矛盾。刘崇害怕郭威及其势力，遂与判官郑珙商量，郑珙建议刘崇，“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

于是郭威起兵后，刘崇也跟着起兵了。但郭威由于没有后汉大臣的支持，登位之路并不顺利，于是想先立刘崇的儿子刘赟为帝，刘崇见此放下戒心罢兵。不久之后郭威篡位，刘赟被降为湘阴公。刘崇于是占据河东，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在太原登上帝位，建立北汉，盘踞河东，所统有“并、汾、忻、代、岚、宁、隆、蔚、沁、辽、麟、石十二州之地”，大致为今天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但北汉建立后政治很不稳定，实力也不如后周。

随后又开始寻求契丹的帮助，契丹永康王兀欲于刘崇相约，契丹与北汉成为父子国，契丹则派使节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辽景宗耶律璟登上帝位后，“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肖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一时间直逼晋州、绛州，北汉形势吃紧。此外后周多次进攻北汉和契丹，但由于后周太祖和世宗身染重病，并且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宋朝，使得北汉又得以存在了一段时间。

待到北汉英武帝刘继元在位时，其坚守太原城不肯投降，由于太原地势险要，粮草充足，迟迟无法攻克，北汉朝廷又坚持了一段时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北汉在无法得到辽的帮助之后被宋军围困，刘继元最终投降，被宋太宗封为彭城公。北汉从建立到灭亡共经历了29年，自此沙陀势力所建立的政权历史全部结束，河东地区也彻底归属于北宋管辖。

从中和三年（883）开始，李克用开始担任河东节度使掌控河东地区，表面上虽听命于唐中央，但实际上沙陀已经开始把控整个河东势力。从李克用到李存勖、孟知祥、李从厚、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五代十国的几位帝王几乎都担任过河东节度使，自中和三年（883）到乾佑四年（951）河东节度使基本都为沙陀部族垄断。

北汉建立之后其所辖之地基本是河东节度使所掌控之地，因此也算是河东节度使，在担任了河东节度使之后他们也拥有了改变政局的能力，把握住河东势力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从河东节度使设立开始到沙陀李克用占据河东，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河东节度使的管理辖区一般来说包括河东地区中南部和北部的代北云、朔等地，而到了五代时期由于契丹的南下以及出于军事的考量等因素，河东节度使实际掌管的辖区只剩下了河东九州，代北等地区则不包括在内，除了石敬瑭担任河东节度使时同时也代领代北诸军队。河东势力最初由唐王朝牢牢把控，各河东地区的节度使都忠心耿耿，到黄巢起义后唐王朝岌岌可危，沙陀趁乱而入在河东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成为新的河东势力。

尔后沙陀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但河东依然是沙陀政权的奠基之地，河东势力依旧能影响五代的政局，石敬瑭、刘知远等人就是依靠河东势力才能建立新的政权。但随后契丹南下进入河东地区后与原先的沙陀河东势力争夺河东地区，使得河东势力逐渐消散。

而刘崇据守河东建立北汉最终也被北宋消灭，河东势力就此消亡。沙陀河东势力在唐末五代的发展变化能够充分证明了河东地区在唐末五代时期的地位，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后对于沙陀势力发展的影响，以及沙陀河东势力对于整个唐末五代历史政局的影响。

二、沙陀与河东地区社会的相互影响

有学者曾统计过，唐末五代时期曾有沙陀、奚、吐谷浑、鞑靼、回鹘、室韦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进入河东地区居住。其生产生活都对河东地区产生了影响，其中沙陀作为在河东生活时间最长的民族，内迁至代北地区定居之后，在代北地区逐渐适应了农牧交织的生活。

随后沙陀南下更是推动了尚武的风气在河东藩镇及其核心城市太原传播，而战争的需求及沙陀的生活习惯也推动了河东当地的农牧业发展，对于河东地区社会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与此同时沙陀迁入代北地区生活时，就已经进入了汉文化影响的范围。而李克用等沙陀贵族深知适度汉化对于统治中原地区的助益，为了沙陀部族的长远发展，在被动与主动的影响下，沙陀开始从贵族阶层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逐步改变自身的一些观念，接受汉文化对自身的影响，并把汉文化运用到日后沙陀部族的治理上。而此时接受汉文化的改变也为沙陀日后建立政权，入主中原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沙陀的统治能够较为容易地使中原地区的百姓所接受。

三、政治上建立了四个政权

沙陀部族跟随范希朝内迁到代北地区，生活了将近80年。沙陀部族在多次战争中帮助唐王朝镇压叛乱起义，受到唐王朝的重用，因此李克用也升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沙陀割据河东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沙陀曾帮助唐王朝守护北部边疆，抵抗外族的入侵。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逐渐进入藩镇林立的局面，沙陀在为唐朝征讨反叛藩镇与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巢起义中李克用“收京师功第一”，并且依靠黄巢起义的功绩，很快就崛起，为割据河东聚集起力量。在藩镇割据的混乱政局中，沙陀又扮演了唐朝的护卫者，在唐末几次挽救唐皇帝，讨伐朱玫、王行瑜、李茂贞等人。并且在拥有强大实力了之后，直到唐朝灭亡，沙陀才占据河东与朱全忠对峙。

同光元年（923）李存勖建立后唐，定都洛阳；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建立后晋，定都洛阳，后迁开封；乾祐元年（948）刘知远建立后汉，在太原称帝，后迁都开封；乾祐四年（951）刘崇建立北汉，定都太原。五代十国中三朝一国的皇帝都是沙陀人，在这之前，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时，沙陀势力已经掌握了河东地区。并割据河东逐步建立自己的政权，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人也担任过河东节度使并建立政权。

沙陀在唐末五代时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朝，并且在王朝治理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汉人进入统治阶层，完善了统治机构的运转。在发展势力的过程中逐步汉化，政治方面在官制上大体继承了唐朝，中央设三省六部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并且在地方设“军”，如后晋有清远军、清德军等。并且在用官选人方面，由于战乱的情况大多数都是武人担当主要的统治阶层，虽有科举但参军是做官的主要途径。

经济方面由于战乱的状况，经济总体上处于倒退的的情况。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统治阶层大多都大肆苛捐杂税，并且还伴随一些天灾，“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州郡二十七蝗，饿死者数十万”。沙陀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沿袭汉族的统治政策，但生活上并没有完全融入汉族。

后唐庄宗曾说“我本番人，以羊马为活业”，沙陀是游牧民族，游牧观念仍在，并且在统治过程中影响了河东地区社会。汉族百姓对于沙陀政权并不像其他民族政权一样抵触，其对于沙陀建立的政权的接受程度较高，主要还是因为其统治形式还是汉族统治模式，以至于五代的士人把沙陀部族建立的三代王朝作为中国历史王朝的延续。

四、经济上推动畜牧业的发展

唐初，唐王朝的养马基地是陇西和陇右地区，但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趁虚而入。不仅掠夺了陇西地区，而且经过与唐王朝数年的战争，吐蕃还占领了一些地方，因此唐王朝在西北的养马状况很不乐观。而河东地区在唐代本就是农牧经济的结合区，当时农牧经济区大致的分割线是“由现在河北省秦皇岛附近经北京和太原之北而至于山西河津县的龙门山”。

在隋唐时期这条自然分界线分割了传统的农耕地区与半农半牧地区。而农牧经济区这条分界线所经过的河东地区有，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四州，因此大致来看河东地区的北部属于典型的农牧交混区。

总的来说，代北地区山地丘陵相间分布适合畜牧业发展，平原地形较少，气候相较于河东中南部更为寒冷。因此农业往往分布在地形较为平整的河谷，生活在代北地区的百姓基本都有农牧业兼具的生活特点。